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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道军/著
《天下纵横：鬼谷子的局》是中国当代著名历史小说作家、编剧寒川子的代表作，主要讲述战国中后期旷世奇人鬼谷子的四大门徒为拯救时局而纵横捭阖，致力于列国共生和天下一统的故事。这部小说史料翔实，信息密集，情节曲折，主线粗壮，人物形象生动，结构巧妙，见识卓越，既展示了一段精彩的历史生活现场，又提供了许多有益于今天治理社会、做人立事的智慧和思想。作品以其扎实的功底得到了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文学研究者、历史小说作家的高度肯定，更受到不同年龄、不同层次的文学爱好者的广泛追捧，成为近年来少有的超级畅销书之一。作为一部优秀的历史小说，它在许多方面可圈可点，耐人寻味。
一
战国中后期，列国相继变法，魏国于文侯时脱颖而出，至惠侯时国力达到列国之首，秦国也因起用魏国弃臣公孙鞅图治变法，举国军事化，快速崛起。魏秦相邻，两国为河西七百里军事要地累世争斗，但秦国长期处于下风，秦孝公之父秦献公还死于六十年前的河西之战。因实力使然，魏惠侯借周武王伐纣七百周年之际，挟诸侯于孟津朝王，震慑列国，寻衅伐秦。秦孝公拒绝赴会，战争一触即发。关键时刻，秦国权臣公孙鞅问计于钟南山寒泉子，怂恿魏惠侯称王。魏惠侯中计称王，无端伐卫，逼周显王于绝境，一路昏招迭出，最终落得丢河西，走大贤公孙衍，结怨天下。三个年轻人，孙宾、庞涓、张仪因之家破人亡，亡命天涯，周室长公主姬雪也成为这场争斗的牺牲品，周王后迫于无奈，向隐居鬼谷的曾经恩人鬼谷子求助。
鬼谷子是万世宗师老子的再传弟子。老子于晚年驾青牛西去，弟子关尹喜追随，于钟南山寒泉定居苦修，晚年收徒寒泉子与鬼谷子承继道统。关尹喜仙逝，寒泉子居留寒泉，鬼谷子则云游天下，于晚年隐居于云梦山潜修，收留一个战争遗孤为徒（童子）。墨家巨子随巢子为天下奔走，深知秦国崛起的后患，但苦于墨家一派及自己个人修为所限，力劝鬼谷子入世济民。鬼谷子潜心于道，不为所动，但在收到天生道器周王后的血书后，他毅然下山赴周，收小公主姬雨为徒弟，赐名蝉儿。因缘际会，他也在此遇到了苏秦、张仪。一番周折之后，苏秦、张仪、孙宾、庞涓聚首鬼谷，四子归山。鬼谷子收徒六人，按照入山顺序排列，童子被定为大徒弟，指点四子修炼，鬼谷子的“局”也最终由他收官。二徒弟蝉儿循医入道，深藏不露。苏秦、张仪、孙宾、庞涓则分别学习口舌之学与兵学，在山中砥砺修行，技艺日进，待机入世。
秦惠公为打通东进之路，联结韩、赵，再度围攻魏国。庞涓得到消息，决意下山。鬼谷子以马兜铃花占卜其日后运程，示以“遇羊而荣，遇马而绝”偈语，但庞涓不以为然。庞涓遵循师父教导，离间齐魏，招致齐将田忌率先伐魏，魏国四面受敌，风雨飘摇。危急关头，魏惠王招贤退敌，庞涓揭榜豪赌，一战成名。庞涓得势于魏，陈轸惧诛出逃，路遇名士淳于髡使魏，托他向惠王荐举孙宾，布下孙、庞二马同槽的局。孙宾下山之际，鬼谷子以山菊卜其命运，赠以锦囊偈语，改其名为“孙膑”，以示警醒。陈轸入秦，受到惠公礼遇，感恩戴德，奋勇入楚，怂恿楚国攻宋，挑起楚魏矛盾。魏国助宋，孙膑、庞涓联手救援，大败楚军。孙膑崭露头角，引庞涓嫉妒，惨遭陷害，受膑刑。危难之际，孙膑打开鬼谷子所授锦囊，装疯逃过大劫。
山中，张仪、苏秦得鬼谷子所授捭阖之道，却受困于情（师姐玉蝉儿），双双下山，张仪入楚，苏秦入周。入楚途中，失恋的张仪落入吴国美女（香女）布下的招亲大局，在岳丈公孙蛭的帮助下，以惊人的胆识与过人的见识，与号称天下第一剑的越王无疆论剑于琅琊台，将越国的二十余万大军诱入楚国腹地，遭楚人聚歼，于笑谈间为楚灭一劲敌，拓地二千里，立下大功，名震天下。秦公命陈轸使楚，结楚令尹昭阳，陷害张仪，迫使他惶惶离楚。
与同门三子相比，苏秦显得不顺。周游列国一年，苏秦回乡，卖掉祖田，置高车赴秦，献上中下三策，不仅不被采用，还险遭秦公灭口。苏秦落荒回家，痛定思痛，悬梁刺股，悟出天下制衡的合纵长策，遂赴燕、赵，终在燕后姬雪的帮助下一展宏图，势不可当地合纵六国，身挂六印，任六国纵约长，风光一时。为确保制衡，苏秦激张仪入秦，共营纵横大局。张仪入秦，灭巴蜀，得蜀地千里，使秦势更强。苏秦借纵亲之际，暗助孙膑逃魏走齐。至此，庞涓在魏，孙膑在齐，张仪在秦，苏秦游走六国，四子合纵连横，泾渭分明，鬼谷子之“局”形成，天下短暂相安。
然而，庞涓好大喜功，借六国纵亲之机伐秦，却因六君六心而遭到惨败。张仪辞秦入魏，离间庞涓，逐走惠施，拜魏相做成连横之局，秦魏合力伐赵。齐国起用孙膑，围魏救赵，大败庞涓。张仪使人至齐，离间齐国将相，田忌出走，孙膑假死，庞涓引军伐韩。为捍卫合纵大业，苏秦联手孙膑，再度围魏救韩，于马陵道射杀庞涓。
至此，《天下纵横：鬼谷子的局》已完成十卷，以四子相知相杀、孙庞决胜兵学谢幕，更为精彩的苏、张巅峰对决的后续故事也随之开启。
二
毋庸置疑，鬼谷子是这部小说的关键人物。小说根据历史材料的点点滴滴以及讲史演义的蛛丝马迹，丰富并完善了这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传说人物形象。作为中国纵横家、命相家、风水家、阴阳家、兵家、仙家、医家等诸多学说、门派传说中的“鼻祖”，鬼谷子自然具有通天彻地的智慧、高深莫测的洞察力及匪夷所思的行为能力。《天下纵横：鬼谷子的局》保持了这个传说人物的传奇形象，赋予了他以栩栩如生的现实形象，更让他代言智慧与行为的正义性。在这部作品中，鬼谷子首先是一个胸怀天下、心系黎民又淡泊名利的士人，其次才是洞见历史风云、人情世故及宇宙万物的“先知”和“中国智慧”的符号，然后是一个心怀大爱、含而不露的师与父。他对蝉儿的呵护，对苏秦的鼓励，对孙膑的救护，对张仪的严厉，对庞涓的劝诫，等等，无不令人动容。智慧、爱护与正义，三者密不可分，正义之智慧、正义之爱，让鬼谷子可亲可敬。
鬼谷子思想体系属于道家。在道家那里，修心与修身是最高目标，入世才是最后选择，尤其是在战乱频仍、人为刍狗、个人力量微不足道的时代，但鬼谷子并没有因此而抽身遁世、超然物外，相反，他以自己的远见卓识参与了历史的进展。作为一个对天道、世道与人道了然于胸的智者，他甚至在看到自己四个徒弟辉煌命运之后的惨淡结局及自己政治蓝图的隐忧之后，依旧鼓励他们积极入世，投身于社会实践。聚天下英才而教之，天下尽入自己毂中，对世人来说是无上的荣耀，然而对于他来说，却是不得已而为之。我们在为鬼谷子之“鬼”而拍案惊奇、赞叹叫绝的时候，不可忽略他内心的悲凉。他不得已而入世，不得已而收徒，更不得已的是，鬼谷子之“局”，不仅是智慧的编织与策略的运用，更是以生命为代价：苏秦的生命、庞涓的生命、孙膑的身躯与尊严……历史的进步竟然建立在自己徒弟们的相爱相杀之上，作为师父，其情何忍？
苏秦与张仪、孙膑与庞涓是鬼谷子之“局”的执行者，也是故事中最重要的几个人物，承担着作者历史“虚践”的理想，然而在四人中，作者却将自己丰富而复杂的个人情感倾注在苏秦这个悲剧人物身上。
与其他同门相比，苏秦出身卑微，却志向远大，情深义重。表面看，他在周谋周，在秦谋秦，在六国谋六国，但他的出发点永远是天下。他不负亲情、友情、爱情与君恩，但为天下，他牺牲了更多。“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理解他的人，除了知他爱他的鬼谷子、姬雪、童子与孙膑之外，寥寥无几了。即使对手张仪，也是在曲终人散时，才真正悟开他的追求。鬼谷门徒中，如果说庞涓的悲剧是个性缺陷使然，咎由自取，那么，苏秦的悲剧就具足了历史的进步性与历史实现之不可能的悲怆，展现出车尔尼雪夫斯基意义上的“人的伟大痛苦”和“伟大人物的灭亡”的精神闪光。苏秦背负双重使命，一方面他要尽一己之力，联合貌合神离、钩心斗角的六国与强秦抗衡，另一方面又要违心打压同门兄弟，激发张仪的事业心，组建“合纵连横”的“局”，共同完成列国共生的大业。关键时刻，为了维护合纵大业，他还被迫与孙膑联手，亲手将同门置于死地，射杀庞涓于马陵道。在山中，他辜负玉蝉儿的暗恋；在燕国，他同样要压制对姬雪如火的爱恋。可以说，苏秦承担的是国际双重间谍的角色，长期生活在国际无间道之中。为此，他要牺牲尊严、爱情，背负世人包括同门的误解。其内心的悲苦，非常人可忍。
在历史材料和传统文学中，苏秦悬梁刺股的刻苦、六国佩印的荣耀是中性行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与一般的朝秦暮楚、政治投机无二，因其出发点无非是个人成功。但在《天下纵横：鬼谷子的局》中，作者改写了苏秦的人物形象，赋予这个历史人物以新的价值。苏秦注定失败，这不仅在于历史小说主人公的人物命运受制于历史发展的结局，更在于一个伟大的社会实践理想总是超前于产生它的时代。作品将一个失败的历史人物作为主人公，将其事业上的正义性作为立论基础，将其精神追求上的彻底失败作为故事高潮，而不像一般传统文学作品那样着力于历史人物所建立的丰功伟绩、物质财富及人生圆满进行描绘。苏秦的人生价值不在于其事业能够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情境下获取成功（事实上是失败了），而在于其努力为后来的历史发展与前进道路选择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在历史已然性与历史可能性之间，小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庞涓、张仪、孙膑同样形象鲜明，光芒四射。他们均是时代精英，人中龙凤，在智慧与谋略上实际并无太大差距，在人情上，也同样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相反，张仪之于香女，孙膑之于瑞梅，庞涓之于瑞莲，人人有情有义，感人至深。能够将他们区分开来的是性格与境界。
在性格上，张仪豪放洒脱，大开大合；庞涓狂狷不羁，一往无前；孙膑恭敬礼让，大气谦和。他们都是真诚的人，因此，性格即命运，他们不同的人生道路与自己的性格息息相关，各自成就各自的传奇。在境界上，三人却有不同分野。庞涓的动力出自抱负，着眼于人生成败，因而处处受限于个人恩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快意恩仇处，难免睚眦必报。张仪的动力出自建立功业，着眼于轰轰烈烈与永垂不朽，因而格局奇伟，眼界高远，但也容易在生活上因细节疏忽而着人道，阴沟翻船，其成功有时还会累及或消耗亲人与爱人。孙膑的动力出自天下的和平与相安，着眼于不战和以战止战，心怀大爱，秉性纯真，慈悲待人，因而得道多助，但也容易以己度人，疏于防范，遭人暗算。可贵的是，小说并未因三人性格与志向不同而区别对待，相反，作者对每个人物都报以敬意与同情性理解：欣赏张仪的精彩，敬重孙膑的志向，也同情庞涓的选择，换句话说，庞涓的所作所为，不是出自恶，而是其他。
当其时，天下士子或儒或道，或法或名，或农或兵，百家争鸣，学识与思想博大精深，继往开来，许多人的人格与行为也卓尔不群，令人肃然起敬。作为人物形象，庄周、淳于髡、惠施、公孙衍、陈轸等无不熠熠生辉，举手投足，一笑一颦，无不有趣又意味深长。
在众多人物中，需要着重提出的是陈轸。在故事中，他既是战国时代“士”的典型人物，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功能人物。
陈轸精明强干，颇具才华，无论在魏在秦，都能发挥己长。他深谙世道人心，也善于利用人性弱点为自己谋求利益，谋身谋国，如鱼得水。如果自己利益与所在国利益一致，就会迸发出极大的能量，比如他在秦国，为离间楚魏关系、得到张仪都立下大功（在将来还要搞出许多“大事情”）。但是，如果二者利益不一致，他破坏的力量也相当可怕，比如他为了排挤老相国白圭和新秀公孙衍，做魏国的相国，就不惜怂恿魏惠侯称王，鼓动公子卬犯错，将魏国置于危险之中。在庞涓上位、自己仓皇出逃之际，为了报复前者，他又一次利用魏惠王的猜忌与昏昧，抛下孙膑与庞涓“二马同槽”之计，为魏国的将来埋下祸患。
从道德上说，这样的人常人避之不及，越少越好，但是从故事结构上说，他们却不可或缺（从历史的角度看，恰好陈轸又是存在的，并非因为需要这样的人物而人为地制造一条“辅助线”）。正是陈轸的强大的欲望与行动，才强有力地推动故事情节大踏步朝既定目标走。他为邀宠、立拥戴之功，违制私做王服，逼死大周缝人庞衡，迫使庞涓亡命出走；他怂恿魏惠侯逢泽称王而大约诸侯，列国却冷眼旁观，连泗上小国卫国都不来，从而激怒魏惠王与公子卬，愤然伐卫，引发孙氏一门的悲剧与孙膑的出走；他在洛阳与秦国斗狠，逼周显王嫁女，引鬼谷子下山，结缘苏秦、张仪。若要论及鬼谷子及其四门徒的归山、学道及后来的大展宏图、有所作为，就不能不“感谢”陈轸，因为正是他间接地成就、历练了这些精英。当然，孙膑的出山与受刑、张仪在楚的委屈，也都拜他所赐。他既是一根串联起事件与人物的线索，也是推动情节朝前走的强大动能。
谋身、谋国、谋天下，是一个人行动的三个不同目标，也是三个不同的人生境界。人性有私，在其位谋其政，我们可以理解陈轸、公子卬、甘龙、昭阳、子之、姬哙、魏惠侯、秦孝公等这些谋士诸侯的所作所为，同情他们的命运，但那些超越一己或一国之私、致力于天下和平与历史进步的人，更让我们肃然起敬。比如，墨家巨子及其众门徒，他们的“兼爱”“非攻”理想与行为，虽然在某些政客眼里完全没有可操作性，在权谋厚黑学那里或许更是笑话，但是他们恰恰是社会正义的中坚。当然，能够在谋身、谋国与谋天下三种境界找到人性之私与天下为公的微妙平衡，则需要大智慧。真正能做到的，只有鬼谷子了。《天下纵横：鬼谷子的局》紧贴人物，理解人物，极力回避轻率的道德评价，并在不做评价中坚持了自己的价值判断。
三
在苏秦、张仪下山一节，小说塑造了一个类似于《三国演义》中“隆中对”的精彩场景，这个场景也因此具有了决定情节进程的枢纽功能。鬼谷子以棋局为喻，深刻剖析了天下大势与世道人心，正式提出了破解历史困局的大计方针，“止战”是终极目标。天下大势是什么？一统。一统是民心所向，而天道即民心。列国纷争为了什么？利益，人道即自私。如何走向一统？这里面似乎有不可调和的悖论：“战”，则与“止战”相悖，“不战”，则无“止战”；合纵连横即是共生，共生则与一统相悖，若无共生，又无天下一统。这里面的逻辑该如何换算？换句话说，天道不可违，人道亦不可变，如何同时顺应天道与人道？苏秦在六国纵亲失败后，黯然回到鬼谷，像受伤的狮子求助于父亲。鬼谷子却没有见他，只送了他“纵横成局、允厥执中、大我天下、公私私公”这样的四句偈。
理解这句话的关键是“局”，而不是“纵”与“横”、“公”与“私”的“对立”，但是“局”却建立在“纵”与“横”、“公”与“私”等相反事物的“对立”基础之上，没有“对立”就没有“局”。然而没有“局”，则又永远破不了“对立”，“对立”与“局”即是《天下纵横：鬼谷子的局》的主题，同时又暗示并形成了这部小说的主题结构。主题与结构形成有意味的同构，是这部小说主题的高明与结构的巧妙之处。
战国不为鬼谷子及其门徒而存在，但是为鬼谷子及其门徒提供了展示才华的舞台。问题在于，鬼谷子及其门徒的壮举在何种意义上方可具备正面的社会及道德价值，而不仅仅停留在“奇谋”“成功”这种容易导向“成功学”乃至“厚黑学”之类的技巧层面，从而或有意或无意迎合某种阴暗人性心理？《天下纵横：鬼谷子的局》从真正的主人公的对立面，也就是“天下”写起，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难题。“天下”的失序与崩溃，《商君书》的出世与强秦的崛起，是鬼谷子及其门徒行动的背景，也是要解决的问题，因此他们的行动具有鲜明的正当性与正义性。对于鬼谷子及其门徒而言，与《商君书》以及强秦的抗争意义深远。其整体逻辑是，时代的“乱自上作”大问题，引出人物的“力挽天河”的大壮举。
魏惠侯是故事中最先出拳之人。魏国经过魏文侯时期变法后，实力大增，至惠侯时已达诸侯之首。然而，比实力“崛起”更快的是人的欲望的膨胀，“称王”的念头牢牢攫住魏惠侯的大脑，使他在一系列的内政外交、军事经济决策中，一错再错。于内，弃大才不用，小人当道，失人心；于外，弱肉强食，横冲直撞，荼毒天下，丧道义。最终，魏国河西之地不保，大才公孙衍投奔敌国，强秦突破地缘牢笼，东进指日可待，终遭报应。
周显王和秦孝公是直接“受害者”。一般来说，我们倾向于相信“受害者”就是弱者，是正面和正义的主人公，理应得到最多的关注和同情，而他们随后的“反击”也必将得到道德加持，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周显王孟津受辱，明明白白是咎由自取。他贸然赴会，固然有些许王道尊严、天下己任的考虑，然而更多的却是出自自不量力、火中取栗的侥幸。他其实是在助纣为虐，成为魏惠侯杀鸡骇猴的道具。相对于魏惠侯的飞扬跋扈，秦孝公要低调得多，然而他就是“好人”吗？未必，秦孝公乃至秦国的低调，恰恰如巨蟒盘体、猛虎束身，暗中在为腾空一跃、致命一击做准备。为了这一刻，秦国隐忍许久，其隐忍甚至可以上溯到老秦人的“基因”形成。为了达到目标，秦孝公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比如将紫云公主嫁给敌国公子卬，将要害之地赏给强臣公孙鞅；为既定国策计，定下“一石三鸟”计策，一举拿下新党商鞅、旧党甘龙、太子党嬴虔等等，这其中的情感波澜，非常人可想象。
对于列国而言，魏国的武功只是一阵狂风暴雨，秦国的崛起与《商君书》的出世才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在未来的一百多年里，天下将生活在秦国的阴影之下，或国灭或身亡的恐惧，现在就已经能隐隐感觉得到，那些先知先觉者，比如墨家巨子、道家鬼谷子、兵家龙贾、儒家公孙衍等忧心如焚。当然，从民本的角度讲，秦国百姓也未必是最后的胜利者，成为最大的赢家，实际情况是，他们大多成为战争的炮灰。对于鬼谷子以及他的弟子而言，这的确不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天下已乱，乱自上作，非苏秦这些“致位富贵”（司马光语）、“巧敏佞说，善取宠乎上”（荀子语）之人所致，相反，他们最先成为时局的牺牲品。大国相争，王侯一怒，庞涓丧父，张仪丧母，孙膑亡家，甚至连天下共主的周王后也香消玉殒，何况升斗小民。这种故事开头就给鬼谷子及其门徒的行动和智慧赋予了正义价值，从结构上讲，也为整个故事积攒了巨大的势能：危机越大，对主人公的考验也就越大，主人公的出场也必定不凡。
如果我们不把历史的已然性当作历史的必然性，不把战国最后一百年的白骨千里、血流成河当作秦国一统天下的必要准备，也不认为这一切都是历史发展的必要程序，那么我们就会为已经变化的时局忧心不已。很明显，是周显王、魏惠王、秦孝公、秦惠文王这些“伟人”乃至陈轸、公子卬这些“大人物”制造了这个危局，可惜的是，他们善于制造危局，却没有能力解决危局，后果终由他人承担。
我们眼见着这个问题形成，眼见着这个问题逐渐恶化，吊诡的是，这个问题的演化，却一直遵循着自己的生活逻辑、情理逻辑乃至哲学逻辑，顺理成章地向深渊滑去。从魏国的角度看，这是国力发展、“崛起”使然；从秦国的角度看，这是既定国策，无可更改。然而，可以理解的事物并不一定是对的。从“天下”利益或者中华民族的历史进步来看，这些无可厚非的选择与行动，如果不是最坏的选择的话，至少也是无奈的选择，其结果，如文中出现的“天狗侵月”所描绘的那样：乌云自西方涌起，天空逐渐暗淡，肃杀之气弥漫天地之间。这是一个不祥预兆，鬼谷子、商鞅、甘龙等人都感受到了它，预知要“出大事”。当然他们认为是秦国王室要出大事，凶兆可能“应在”秦孝公，或者商鞅（公孙鞅），或者甘龙，或者车氏家族身上。但从六国的角度、从天下的角度来看，这不祥之兆难道不会“应”在更广大的地方、更久远的未来？这漫天的杀气不正是自西向东逐渐弥漫么？
现在我们跳出秦国的视角，不再从它的角度和立场思考与感受问题，重新“察其言，观其行”，就会发现这个被掩盖的冷峻事实。秦国之崛起，其实伴随着战车的轰鸣，而商鞅变法，短时期内使秦国“功力大增”，以法术治天下，以军事立国，使秦国成为一个自我加速、永不停歇的战争机器。秦孝公死前的“一石三鸟”之计，一举除去了新党商鞅、旧党甘龙、太子党嬴虔三大集团，秦惠文王行政再无牵掣。单纯从权谋上说，可以说干得干净漂亮，几近完美；秦国整装待发，即将出崤山，下商於，击巴蜀，如果从“先知先觉”角度上说，秦国一统天下已经为期不远，可为之欢呼；但若从民本角度，从历史可能性与文明多样性等角度上说，列国再无宁日，天下岌岌可危。
魏惠侯得《商君书》弃而不用，墨家巨子觉得后患无穷，秦惠文王杀公孙鞅而对《商君书》若获至宝，这些均直接或间接加剧了“天下”的失序与崩溃，而在“天下”之内，我们再也看不到解决问题的希望与线索。此时，鬼谷子及其门徒的遇合就同时具有了结构与价值意义：力挽天河，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天下”与“鬼谷”两条线在主题上形成了结构性对立，在情调上也形成了对应。整体上，“天下线”暗淡、阴冷、低沉，“鬼谷线”明亮、温暖。而在“鬼谷线”内部：师徒未遇、亡命天涯的时候，画面暗淡、阴冷；师徒相知，画面逐渐温暖、明亮；当他们倾心学道、以天下为己任、准备力挽天河的时候，仿佛一缕阳光穿透浓厚的乌云，射出耀眼的光芒。天下越黑，鬼谷越明；天下越乱，四子越和；秦国越强，四子越坚。这种在叙事上的关联和主题、价值观上的对应，使结构的“技”与主题、价值观的“道”相呼应，相生相克，相辅相成。我们感受到“无边落木萧萧下”的悲凉之际，一种“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豪气却油然而生。
秦魏的对决以魏国的失败而告终。以弱胜强，其原因除了在于魏国的战略失误、用人不当之外，还在于秦国推行的新法。秦国新法的蓝本是《商君书》—公孙鞅毕生的心血。秦国在短期内强势崛起，正是由于对《商君书》不折不扣的执行。然而，《商君书》的可怕之处，在于它的“弱民”“愚民”以强国家，在于它无休无止的攻击性，如甘龙所言，“种地，开战，再种地，再开战”，以强攻弱，无休无止。这种亢奋与不计后果的方式，必定给秦国乃至天下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这必定不是鬼谷子及其门徒所愿看到的，《商君书》与“鬼谷子的局”在主题层面形成了对立。
《天下纵横：鬼谷子的局》试图探讨一种通过力量重组、资源优化的方式来处理国家之间的事务，武力、战争不是唯一的选择，至少不是首选。这个方式，过往被称为“纵横术”“捭阖”之策。我们认为，纵横术的要义是“制衡”，是一种到今天都有意义的列国共生、多元互补的民族国家自立之道，尤其是在东西方文明冲突加剧、美国一家独大的今天，“制衡”能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崛起赢得时间与空间。“制衡”的理念贯穿于整个故事的结构之中，落实在人物关系设置、人物命运安排以及更开阔层面的国家关系梳理上面。“制衡”是什么？“制衡”是建立在“对立”基础之上的制约、消解与共生。在小说中，“制衡”的全部要义体现在“局”以及“局中局”上。
如故事题目所言，鬼谷子确实为天下设了一个大“局”，但是他在引导四子学艺的时候，同时设置了“局中局”。第一个局，是出世与入世平衡之“局”。四子中，苏秦、张仪学口舌之纵横学，孙膑、庞涓学争斗之兵学，二者都是出世之学。这两种学问能解决迫在眉睫之社会问题，也可以实现四子个人之大志向，但在鬼谷子看来，这却是下下之策，应不得已才为之，与天地之道、人生根本背道而驰。他不愿轻慢四子的世俗之志，也难辞墨家巨子的拳拳之心，但也不愿意就此放弃天地正道，于是他引导大徒弟童子学道、二徒弟蝉儿学医（入道），在“出世”于“入世”之间保持制衡。第二个局，设在四子的技艺安排上。张仪学口舌之学，苏秦也学口舌之学，目的是让二人相克，后来他们果然大放异彩，各为其主，针锋相对；庞涓学兵学，孙膑也学兵学，前者学战法，后者学止战法，以战止战，后来演绎出了惊心动魄的兵家战例。第三个局，主要落实在苏秦、张仪之间，秦强削秦，六国强则削六国，始终保持动态平衡，这个“局”后来发展为名震天下的“合纵连横”。第四个局，是在理智上最复杂、感情上最纠结的一个局。人心趋恶，人性趋私，这是无可更改的悲哀现实。一个社会的负面的、阴暗的、暴戾的能量，如果没有一个合适的制度规范，那它终究要爆发出来，只有当这种负面的、阴暗的能量释放殆尽之后，新的秩序方可重建。在这个意义上，六国纷争不可避免，结束六国纷争也势在必行，然而，将这个任务交给强秦也绝不是最理想的结局，因为强秦完成不了这个终极社会目标，相反，它依旧是一个过渡，只能为新的秩序提供平台。如何做到这一点？《天下纵横：鬼谷子的局》没有明言，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个人物—童子，庞涓、孙膑、苏秦、张仪的大师兄，一个真正得到鬼谷子“真传”的人！他年龄最小，却入谷最早，“道行”最高：四子会的，他都会；四子能做的，他都能做。将来的某一天，他也是要出山的。彼时的童子，真所谓“倚天一出，谁与争锋”，终将完成这个终极的局。当然，最大的一个“局”，是设在每个弟子具体的技艺上，授之以术，但束之以道，在传授技艺的时候，又开启相应的自反之道。机心是术，若无道心统御，术越高，行越偏，到头来不仅难成大器，只怕想保自身，也是难能。
提出列国共生与天下一统观念，设计苏秦与张仪合纵连横、各司其职，不是鬼谷子在“炫技”，这里面有着国情、国民性考察和政治智慧，还包含着深切的恻隐之心。它的出发点是民本主义立场和天下太平、人民休养生息的理念，不是为帝王师，替他们出谋划策，建立名垂不朽的功业。这种观念打破了我们“自私分裂”与“粗暴统一”二元对立观念的习惯性政治思维。在这里，“统一”不简单是一个力量吞并另一个力量，“共生”也不简单是“分裂”，其核心是对专制、权力与野心的“制衡”，其目的是促生生活方式、文化、制度等等各方面的多元化。天下一统要经过列国共生阶段，理想的一统也包含共生。人心自私不是要改变的对象，自私也可以成为达到正确目的的手段，是理想实施的前提。诞生在战国时期的这种政治智慧，无疑是我们这个多灾多难民族的苦难结晶，即使放在今天也不过时，仍然具有高度的现实针对性。寒川子将之从被历史遗忘的角落里发掘出来，借鬼谷子之口加以完整阐释，对中国乃至世界，都是一个巨大贡献。在这部书里，“中国智慧”首先是普遍的观念，其次才是智慧的观念，“厚黑学”不在其中。无论厚黑学多么“智慧”，但其非正义的属性，注定是阴谋，而阴谋并不是这部书所弘扬的。从这个角度上讲，《天下纵横：鬼谷子的局》不仅改写了流传千年的鬼谷子形象，也极大地提炼了先秦中国文化，让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再放异彩。
四
历史小说作家无法自由选择并控制自己的写作对象，其写作的难度之一在于通常情况下作者总是低于他笔下的人物，尤其是在《天下纵横：鬼谷子的局》所表现的年代，因为现实中的作家不可能同时是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科学家、学者、文学大家。仅仅依靠历史记载中的人物形象，小说不可避免地走向简单化，与历史甚至是讲史亦步亦趋。过分相信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完全按照自己的理解能力与知识层次去刻画这些历史“大”人物，又极易滑向历史人物的“戏说”，严重违背历史真实与生活逻辑，使小说创作呈现出“小儿科”状态。刻画鬼谷子及其门徒形象以及战国时期列国诸侯、帝王将相、诸子百家、五行八作的人物形象，难度可想而知。
难得的是，寒川子不仅吃透了历史材料，还吃透了人心，吃透了战国诸子百家的知识与性格。我们看到的不是一般历史小说笔下简单化、幼稚化的人物在活动，而几乎是历史人物自己在行动，在说话，甚至我们很难判断，哪些话是历史人物在“背书”，那些话是寒川子坐在历史人物内心，替他们发声。众所周知，诸子百家著书立说，争奇斗艳，自成一统，但从未有历史记载百家学说同台竞争、一较高低的事实。让这些学派包括政治团体的领袖争辩，分出胜负，固然是我们的异想天开，但是作为有大格局、大情怀的作品，难道不需要或者说不应该分别给他们一个公平的陈述机会吗？在某种意义上说，让对立面说话，不仅仅关乎趣味，更关乎主题，关乎格局，关乎价值观。在小说中，这种跨学说、跨利益相关方的对话（当然包括辩难、申斥与斗争）几乎四处可见。从大处说，“鬼谷子的局”对抗《商君书》，是纵横家、道家思想对抗法家思想；从小处说，鬼谷子调教徒弟，庄周指教魏惠王，张仪破解惠施难题，巨子游说鬼谷子，苏秦游说六国，等等，莫不是诸子百家思想与思想的交换，正确与正确的碰撞，立场与立场的换位。最集中的当然是鬼谷子山中调教四子、苏秦稷下学宫大战百家几个场景，其凶险处惊心动魄，精彩处火花四溅，我们可以把他们看作是人物与人物顺应情节的对抗，也完全可以把它们看作是诸子百家为展示作品主题与价值观的现代演绎。
我们不敢说《天下纵横：鬼谷子的局》充分展示了战国时代的精髓，完全再现了历史（人物）真实，但我们可以说至少它成功地完成了对历史（人物）的“拟实”，在文学意义上重新展示了历史的物质世界与人物的精神世界。换句话说，那些存在于历史材料、传说与传统文学中的人物形象，真正被激活了，像他们自己那样去行动。如果我们把这种写作能力叫作“功力”的话，达到这种能力水平的当代历史小说作家寥寥无几。
《天下纵横：鬼谷子的局》是一部关于战国历史的集大成之作，其素材几乎囊括了权威的正史、生动的“野史”、严肃的历史考辨以及广为流传的战国讲史与演义，再现了一段精彩纷呈的民族历史生活。小说涉及了战国时期各个国家、各个阶段、各个阶层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科技、文化交流与碰撞等大事件、大人物、大转折，既写出了历史浩浩荡荡的大趋势，也写出了仁人志士积极入世的历史合力，天道人道，世事人心，立体交叉，互为表里。可贵的是，作为20世纪80年代的硕士研究生、浸淫传统文化多年并著译多部作品的作家，寒川子不仅有文学家的丰富想象力、创造力，还经历过严格的学院派学术训练，形成了严谨的科学写作习惯。在小说创作之前，他已经充分调研了战国时期的历史材料、百家文化、典章制度、科技文献、山川地理、风俗人情等，就其内容丰富性来说，目前还没有哪一部作品能够像这部小说一样，提供有关战国时期如此之多的历史知识，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历史的生活现场。可以说，《天下纵横：鬼谷子的局》展现了一个新的“战国”生态。
真实的历史需要不断地去发现，正义的历史却需要不断地去“发明”，因为正义的历史才是当下继续前行的牢固根基。一个严肃的历史小说作家不仅要从“已然”（现实性）的历史中寻找历史的“必然”（规律性），更要从“必然”的历史中发现历史的“或然”（可能性），在一个民族的来路中探索去路，进而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永恒问题。《天下纵横：鬼谷子的局》通过塑造鬼谷子的“局”及其门徒的行动选择，重塑了正义的鬼谷子和正义的知识分子的群像，思考了历史动荡时期知识分子的价值与操守，探索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在某种意义上，其人物是被改写的，历史是被“发明”的，但是，这种改写与“发明”，何尝不是一种新的发现？
2018年3月23日于上海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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