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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地医院接到第三战区大本营命令，鉴于过于靠近前沿阵地，要求医院立刻后撤，撤到相对安全的市郊，也即是苏州河内河一带。
战区司令部只考虑到医院地址应该远离战场，那知百密一疏，忽略了一个基本常识：苏州河年均流量仅10立方米/秒，旱季则接近于零，低水位时水深2米左右，水性好的人可以轻易泅渡而过。
苏州河（又称吴淞江上海市段）对于上海人而言是一条臭水河，工业污水、生活污水和农业污水、畜禽污水等长期随意排放，直接导致苏州河河道自净能力不断减退。
苏州河真正意义上的桥梁始建于19世纪末，即沟通当时英美租界的“威尔斯桥”。原先此桥为木结构，20世纪20年代在其侧另建钢结构大桥，即著名的“外白渡桥”。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位于上海城区的苏州河段先后建成了18座大桥。19世纪所建多为木结构，20世纪初改为钢筋混凝土结构。
上海近代最早的修造船、面粉、棉纺织、丝织、化工、冶金机械，甚至水电煤器具的加工厂，都陆续出现在苏州河两岸，多达数百家。
淞沪会战爆发后，工厂停工，水电皆无，仅有中国军队驻守。战区参谋部认为苏州河支流众多，桥梁密布，沿岸水域污染严重，日军强渡的可能性不大，这种错误想法为不久以后发生险情埋下伏笔。
日本人在强渡苏州河之前做了艰苦细致的侦查工作，几乎启动了上海所有潜伏特务，绘就无数张草图，包括苏州河水文特征、干流支流状况、流量、流速、区域气候等。
日军上海派遣军根据这些情报，决定对中国军队实施一次“斩首行动”：派遣特战队秘密泅渡苏州河，对国军后方大本营进行突袭，目标直指兵团或集团军最高指挥官。
苏州河流域干旱期为每年10月到第二年4月，全年70%左右雨量集中在5至9月的汛期。中日鏖战之际已经进入9月中旬，雨水日渐稀少，水位开始下降，中国守军对此毫无察觉，但日本人却敏锐地注意到这一点。
从9月中旬开始，每天都有可疑人员来到苏州河沿岸，在各个流域溜达。他们装束各异，或者是钓闲鱼的市民，或者是捕捞小鱼小虾的渔民，或者是失业找工作的工友，尽管伪装身份不一样，手上都拎着几个瓶瓶罐罐。
中国守军并非没有发现这些蛛丝马迹，也曾反复盘问过，回答均滴水不漏，一直未引起第三战区高层重视。日本人由此认为，中国军方防守松懈，汛期即将结束，待水位下降至两米以下便可发动突袭。
与此同时过于靠前的几所战地医院都接到后撤命令，搬迁到苏州河毗邻市区以内区域，把那些废弃的厂房重新利用起来，恢复水电热能，最短时间内投入使用。
上海工人阶级有着悠久的革命传统，尽管“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严重挫伤了工友们的革命激情，然而在大是大非面前，在抗日统一战线感召下，他们义无反顾，不计报酬，任劳任怨，加班加点完成厂房改造任务，为抢救伤病员赢得宝贵时间。
罗大凤作为普通医护人员，有幸经历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战地医院大转移，在血与火考验下又一次得到历练。
医院后撤那天，院长单独召见她，要求执行一项特殊任务。罗大凤感到很纳闷：她既无精湛的医术又无扛枪打仗的本领，能干什么呢？
院长没有过多解释，从抽屉里拿出一份过期的《申报》，指着报纸问道：“小罗，你来看，认识这位军人吗？” 罗大凤瞟了一眼，不假思索答道：“鼎鼎有名的张总司令，谁不认识啊？”“没错，他就是第9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将军，现因病调任第三战区大本营管理部部长。”院长放下报纸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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