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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洛位于陕西省东南部，东临河南省，东南临湖北省，北、西北、西南分别与陕西省渭南市、西安市、安康市接壤，地理位置比较特别，因地处秦岭山地，境内有商山洛水而得名。历史上商洛道（亦称商於古道）为秦驰道的主干道之一，为“秦楚咽喉”，是长安通往东南诸地和其他中原地区的交通要道。
邓眼镜通晓陕西人文地理，之所以选择在西安通往商洛的官道上动手，就是看中这里蜿蜒起伏的山峦，对外声称遭受山匪袭击毫不为过，迁移关押地点也是情理之中。如果不是计划泄露，任汉中等人真是死不瞑目，或许冤屈永远得不到昭雪。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此事在囚犯迁移之前被中共西安市委获悉并及时向商洛游击队通报。游击队迅速出动，在车队必经之地设伏，包围了侦缉队，他们却还蒙在鼓里。如此慎密的计划怎么会泄密呢？说起来可笑，竟是饶胖子和邓眼镜狗咬狗的结果。
饶胖子肥头大耳但并非猪脑肥肠，属于那种外粗内细的类型，接到警察局长命令，静下心来细细一想：不对啊，囚犯关押在看守所，狱中有一个排的执法队，根本用不着派他们上场，莫非是借刀杀人？上一回饶胖子想借邓眼镜之手锄掉任汉中未遂，邓眼镜明显不满，不排除报复的可能。
蛇有蛇道鼠有鼠路，饶胖子有自己的途径，几经周转，消息落到地下党手里，才出现这么一幕。饶胖子事先约法三章：第一，游击队必须乔装成山匪，使用土枪土炮，以假乱真；第二，不能真打，放过侦缉队之后把囚犯解救出来即可；第三，务必全歼押车狱警，绝不能放走一个，否则逃回去报信就麻烦了。
当时陕西还未解放，匪患猖獗，加之国民党特务机关有计划、有准备的在陕南等地部署潜伏，汉中、安康、商洛均有重兵把守，形势十分复杂。这种情况下，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处于夹缝之中，既要抗击国民党军队，又要为解放后剿匪工作提前预防，任重道远。
为了确保营救计划顺利执行，年永忠决定率领一支由中央、地方两部分人马混合而成的别动队，开赴商洛参与战斗，加强游击队的力量。易之初带人负责在西安接应，一旦把人救出来就立即通过秘密渠道撤往陕北，在那里等待西安解放。
计划是邓眼镜提出来的，理所当然应该押车前往。出发前邓眼镜专门到宝鸡法门寺烧了三柱高香，为自己祈福，怀着忐忑的心情抽签许愿。
验签的老和尚把竹签端详许久，模棱两可说道：“此签乃中下签，如果是下下签，即使施主给金山银山老衲都不敢收取。中下签嘛，说明施主虽然遇上麻烦事，但似有转机，全在于施主如何把握了。古谚云：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坏事可以引发出好结果，好事也可以引发出坏结果。好坏在一念之间，不可一概而论。”
一席话说得邓眼镜心里七上八下，以至于在囚车上还回想着老和尚的解签。邓眼镜脑袋瓜好使，然而书读得少，对于“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句古谚似懂非懂，好像明白一些，又好像什么都没有明白。其实卦语已经明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假如邓眼镜幡然悔悟还来得及，不至于一条路走到黑，自取灭亡。
任汉中也有预感，感觉即将发生什么大事，而且牵扯到自己，是什么事，他也说不上来。关押了三个多月，为首的几个工商联理事都备受摧残，家产被敲诈得所剩无几，生无可念，唯求一死，走到这一步任汉中才真切体会到生命的价值。
经过这场生死浩劫，任汉中性情为之大变，以前醉心于经营商贸，为小家庭赚取养家资本，如今眼界变得开阔，思想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开始服务于大众。解放后任汉中再次被推选为陕西省工商联副理事长、西安工商联理事长，陕西省第一届政协委员会副主席，从此积极投身于公共事业，毕生为人民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以92岁高龄离世，用行动践行了一位民之人士的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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