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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翻着花样儿巩固政权
收其精兵再分权
宋太祖“收其精兵”的第一步是把军区大院一块儿长大的哥们儿都办了；第二步呢，就是把禁军统领权一分为三，对皇帝直接负责；第三步是设立枢密院；第四步，实行更戍法；第五步，地方精壮编入禁军，强干弱枝。
枢密院的设立是为了和禁军统领互相牵制，调兵的不指挥军队，指挥军队的不调兵。禁军是什么？大家都认为这个禁军就是禁卫军，其实不是。北宋军队由四个兵种构成：禁军、厢军、乡兵、藩兵。禁军就是正规军，相当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禁军在中央和边境；地方上的兵被称做厢军，相当于各地的武警部队；乡兵，相当于民兵预备役。藩兵一般就是在边境上招募的少数民族士兵。
正规军的禁军统帅叫殿前都点检，相当于总司令。赵匡胤之所以能够篡权，就是因为他之前做的是这个殿前都点检，正规军总司令造反，那不是易如反掌？而且那时候他妹夫高怀德是副点检，他们俩就能轻易把这江山给篡了。
赵匡胤深知禁军统领的厉害，所以他做了皇帝后首先就把这个职务给废了，变成了三衙：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侍卫亲军步军司。这就是把禁军统领权一分为三的过程，总司令由一个变成了仨。他们仨都对皇帝负责，但是你能统率军队，调兵却不归你，归枢密院。
枢密院有点儿像我们今天的总参谋部，调动军队都由它负责，是宋朝最高的军事机构，长官为枢密使、枢密副使，执掌“兵籍、武官选授及军师卒戍之政令”。与政事堂分掌文武大权，号称东、西二府，直接对皇帝负责。三衙只在平时负责对禁军管理、训练，却无权调遣，没有发兵的权力。禁军的调动权归枢密院，这样可以让二者互相牵制，利于皇帝对兵权的控制，枢密院又直接由皇帝指挥。
比如说，你统领一支部队，但你能调动这支部队吗？我调一帮人帮我回家盖房子去，那不可能，你调一个人都得上报。你能指挥这支部队但调动不了这支部队，枢密院可以调动但不直接指挥。统兵的不调兵，调兵的不统兵，这样军权才能分散，要不然就容易造反。这样，禁军将领就好像是雇用司机，派不派车不归你管，车不是你的，但你能开。
而且，枢密院的长官一定是文官。北宋多半是文官治军，这个有点儿跟今天的西方国家相像。今天西方国家的国防部长一律穿西装，称呼起来也是什么什么先生，不是什么什么将军，而且西方审判战犯的时候，战犯一般也都是穿西装，很少有穿军装的。用文官治军，就是怕武将来干预政治。中国北宋的时候就已经这么做了。
名将凋零心郁闷
实行更戍法，就是将禁军一分为二，一半留守京城，一半远去边境或者地方，二者每一年或两年必须换防一次。这样一是为了习惯劳苦不懒惰，二是为了防范兵变发生，推行“将兵分离”政策。因为，第一，根据宋朝的官制，有实权统军的将领一半都是皇帝临时指派的，并没有固定的人选；第二是因为统帅并不随地易防，皇帝让他在哪儿守着，他就必须在哪儿守着，士兵可以换地方，统帅却不可以。于是这样就造成了“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将不得专其兵”的局面。
如果禁军要外出作战，则由皇帝派遣将帅，并由皇帝亲自制定作战方略，将领还不能擅自更改，也就是说，这仗怎么打，战略、战术之类的都是皇帝预先制定好的，将帅只是一个命令的执行者，不能随意变动，也不许随机应变。为了监督将领按照皇帝的意思行事，宋廷还派监军随同前往，监军就相当于皇帝的眼睛，监督将领按皇帝的计划进行，并且还授予了他生杀大权。如果这个将领擅自做主，不听话的话，就可以直接就地正法。难道说，赵匡胤就能保证他以后的每个皇帝都是“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军事家？带兵的将军不能擅自修改作战方略，但他的敌人就是手中的棋子，可以任他随意摆放吗？可见，禁军的选练、驻守、出征、行军、作战等一切权力都集中于皇帝，而赵匡胤对军队的控制欲达到了一个空前绝后的程度。
赵匡胤即位之后，还从各方面加强禁军的实力。他派使臣去各地征兵，挑选精壮的士兵补充禁军，还经常亲自训练、校阅，给予很高的待遇。为了挑选合格的士兵，赵匡胤还挑选强壮士兵作为模范，送到全国各地，让地方照样招募。后来发现这样很不方便，于是改用木偶，按照规定尺寸制作木偶，将做好的木偶再下发给地方官，让他们按照模型来挑选，非常严格。可见宋太祖对于禁军的身体素质要求是多么高。
最强壮的人都被皇帝选去做禁军了，那剩下实力不强的人就只能留在地方上，地方的实力就变得很弱，只能捕盗，根本不能打仗，捕盗还经常被盗贼累死，基本上是一帮老弱病残。于是“诸镇皆自知兵力精锐非京师之敌，莫敢有异心者”，于是都乖乖地听命于皇帝，再也没有想藩镇割据的力量了。史籍记载：“藩方守臣，统制列城，付以数千里之地，十万之师，单车之使，尺纸之诏，朝召而夕至。”
所以后来少数民族政权，辽也好，金也好，元也好，跟宋朝打仗只要一突破边防，马上就能打到京城。因为中间这些州郡都没用，中间州郡全是老弱病残，贼都抓不到，不能抵御游牧民族的军队。
而且从北宋开始，中华民族绵延了几千年的尚武精神越来越萧条。
中国的对外战争在近代以来屡战屡败，除了制度腐败、装备落后，最关键的一个原因就是缺乏尚武精神。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秀才去背弓拉箭，什么玩意儿啊！为什么日本几十万人能纵横中国？人家那读书人腰里是插着两把刀的，咱们读书人是插着扇子的。
西班牙皇家马德里武器博物馆在北京故宫办过一个展览，看完之后我真的觉得震惊。你看人家皇帝玩什么玩意儿——盔、剑、盾牌，整天玩这个。你看咱们皇帝整天玩什么——蝈蝈、蛐蛐，高雅一点儿的是笔墨纸砚。一个民族尚武精神的集体缺失，从宋朝就开始了，原因就是宋朝怕被造反，把武将的地位压得太低了。
八十万禁军教头豹子头林冲，让高俅欺负成那样。你说八十万禁军教头不是很牛嘛，练武术的怎么能被一练足球的欺负？不是的，八十万禁军教头不是八十万禁军的武术总教练。当时禁军教头有5700多个，林冲只不过是1/5700。教头上面是都教头、虞侯、都虞侯、指挥使、都指挥使，都指挥使是正五品，教头从八品下。古代官品每品分正、从两级，四品以下的官，每级又分上、下两阶，他是从八品下。县令正七品上，这一比较，搁今天的话讲是连排级干部。
宋朝的士兵经常逃亡，防止士兵逃亡的办法是在脸上刺字，但是脸上刺字是犯人，这就等于毁容嘛。在脸上刺上“第八营第一连第二排”，跟肩章似的。宋朝只有北宋的狄青、南宋的岳飞是武将熬上枢密副使的，挺不容易。狄青当枢密副使的时候脸上还有字。皇上给他药水要他洗下去，他说我留着，要激励将士，跟他们说我这样脸上带字的也能当上枢密副使。但是就你这一个，没别人了，激励不着将士。
可就是这么一位受人爱戴的将军，做了枢密副使，依然受到大臣们的诽谤。宰相文彦博请求罢免狄青时，宋仁宗维护狄青说他是忠臣，可文彦博立即反驳道：“宋太祖难道不是周世宗的忠臣吗？”这个就算假设成立吧。最可笑的理由编造者应该是欧阳修，他向宋仁宗上书希望罢免狄青，一本奏章洋洋洒洒几千字，举不出一条有力的罪证，写的全是狄青的好话。估计欧阳修写着写着也觉得自己这不犯病嘛，怎么替狄青写起好话了，可实在找不出狄青的过错，最后一咬牙，把发大水的罪责安在了狄青身上，说：“水者阴也，兵亦阴也，武将亦阴也”，今年发大水就是老天爷因为狄青任枢密副使而给的警告，这个理由可谓是莫名其妙。而从欧阳修的嘴里说出来，更让人觉得荒唐至极。
不管理由是假设还是荒唐，都表示出朝廷对狄青越来越深的怀疑。早在狄青被拜为枢密副使时，宋仁宗生了一场大病，后来慢慢康复了，知制诰刘敞趁机上书说：“天下有大忧者，又有大疑者，今上体平复，大忧者去矣，而大疑者尚存。”这里面说的大忧者就是广源叛贼侬智高，而大疑者就是狄青。侬智高已平，狄青就成了朝廷最大的威胁，大有狡兔死、走狗烹的意思。就在这种猜忌下，对狄青的怀疑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有关狄青的各种绯闻层出不穷，而朝廷狗仔队更是无时无刻不盯着狄青的一举一动。只要狄青一家有任何风吹草动，他们就能编出各种版本的神怪八卦。
比如说狄青家养了一只狗，可能这只狗不小心碰了头，脑袋只是肿了个包而已，可到了谏官的嘴里就变成这条狗头上长出了角；有一次，狄青家晚上焚烧纸钱祭奠祖先，事先忘了通知负责消防的厢吏，结果厢吏看见火光连夜报告开封府。虽然当府吏迅速赶到时，“火”已灭了许久，但第二天，城中就开始盛传狄青家晚上有怪光冲天；甚至连京师发大水，狄青家宅被淹，被逼无奈只好暂时先住到地势比较高的相国寺，他在大殿上拜拜佛，也被说成是他要夺取皇位的行动，引起人们的怀疑。任何人也不能阻止关于狄青造反称帝的谣言，宋仁宗被逼无奈，为了保全狄青，只好罢免了狄青枢密副使一职，加宰相头衔，出知陈州，离开了京城这块是非之地。
在狄青前往陈州之前，他就对人说：“早听说陈州有一种梨，叫青沙烂，我这次去陈州，必定烂死在那里。”后来，果然一语中谶。狄青已经远离朝廷，但朝廷并没有远离他，每半个月就派人上门看看狄青干吗呢，还美其名曰抚问。这时，狄青已经被谣言整得惶惶不安，一看朝廷使者上门，狄青就要“惊疑终日”，生怕朝廷再想出什么招数折腾他。巨大的心理压力压垮了这位昔日猛将，被贬到陈州的第二年，年仅50岁的狄青因为“疽发髭”，嘴上长了毒疮，暴病而亡。现在人一般上火了，嘴上就会长几个泡，狄青嘴上都长了毒疮，可见他心中的火有多大，他的内心多郁闷。
他曾驰骋沙场，浴血奋战，为宋朝立下汗马功劳，可他既没有在兵刃飞矢中倒下，也没有血染疆场，马革裹尸。身为一名武将，却在同僚们猜忌、排斥的打击迫害中死去，心中是何等冤屈。
就因为宋朝把武将的地位压得这么低，所以对外战争老打败仗，没人尚武，打仗都让文官去。文官又不会打仗，皇帝手里握着兵权，可总不能有点儿啥事就御驾亲征吧，那朝里的事还管不管？有人说，那边打仗边处理政务呗。先不说这样做，当皇帝的身体累不累，能不能吃得消。要是这仗打个三年五载的，而且地方还挺多，皇帝一天没事干，就带着军队到处跑了，既耽误国事又浪费钱粮。于是赵匡胤又想到办法了，需要带兵打仗的时候，就直接指定一个将军或者元帅带兵出征，反正你打完仗回来，这兵权还得交回我手里。解决完带兵将军的问题了，赵匡胤还要事先制定好作战计划，要不怎么说皇帝这差事不是谁都能做得呢，太辛苦了。画好行军布阵图，然后交给出征的将军，让他照着自己制定的计划去打仗，还不能随便更改作战计划。这样还不够保险，再派一个文臣做监军。监军监军，顾名思义就是监督军队，其实也是监视领兵将军的一举一动。你要是不按照皇帝给的作战计划打仗，我就报告给皇帝，你就等着被皇帝治罪吧。
皇上给你一个阵图，照着打。你拿着阵图到了前线，打开就傻眼了，按皇上的布置根本没法打，再请示皇上吧。没等你请示到，敌军到眼前了，下辈子再请示吧。
赵匡胤应该没有想到，他自己是能文能武，会行军打仗，排兵布阵，可他的子孙后代会吗？这不是光读读兵书就能补足的，加上赵匡胤觉得安内重于守外，所以纵观有宋一代，文臣名相不计其数，可能征善战的武将屈指可数。
只要不造反，生活很美好
赵匡胤集中军权的同时，还集中行政权，这就是“削夺其权”。
首先是中央，虽然在中央设置了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但职权实际上都归中书省，而名称也叫中书门下，又称政事堂、都堂，听这全称也可以知道，这其实是将三省之职合归一处，就是处理日常政事的地方。它不同于前代的中书省，不是设于禁中的决策机构。三省及六部长官非经特许，一般是不能管理本司事务的，于是就成为一种闲职了。
赵匡胤还将官、职、差遣分离开，这是一套真正奇异而又复杂无比的干部制度。简单说，就是上至宰相、下到相当于县里科级干部的主簿官儿，一般都不担任与官职名称相符的职务。换句话说，就是本部门的官员并不一定管理本部门的事务。于是，官就是用于确定官位及俸禄的，或者称为正官、寄禄官，实际上只是个虚职。例如以前管事儿的尚书、仆射、侍郎什么的，现在就只是一个摆设，没有实际权力。职是专门授予文官的荣誉头衔，又称贴职，也没有实际权力，如直阁、学士之类。而差遣才是官员担任的实际职务，也称职事官，这些都是临时指定、派遣的，例如枢密使、三司使、转运使等。也就是说，如果朝廷真有什么事需要有人去管了，皇帝就从刚才所谓的“官”里挑选一些人，然后给他们安排差事，在所任职务名称前加上“判、知、权、管勾、提点”等名目。只有这个时候，官才有具体工作可以去做，手上才有实权。这时候，就有人说了，你直接给官安排事情多好，什么官就干什么活多省事，把官、职、差遣分开太混乱了。可也正是这种官、职、差遣的分离，才能使各级官员有其名而无其实，更不能专其权了。只有皇帝将手中的权力下放，让你干什么工作时，你才有实权。所以，这权力还是皇帝说了算。
大家都知道，在古代，经常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个“一人”指的就是宰相，可见宰相的权力有多大。宰相是中国古代最高的行政长官的通称，平时处理军国大事、发布政令等都是宰相的日常工作。赵匡胤在初得天下的时候，为了抚慰后周旧臣和百姓，稳定政局，依然任命后周范质、王溥、魏仁浦等人担任宰相。通过与赵普的对话，赵匡胤觉得藩镇太重不过是中唐以来君弱臣强的表现之一，解除藩镇权力也不过是三大国策付诸实施的一方面成效而已。而相权的强弱消长是直接影响到君权的安危存亡的，“挟天子以令诸侯”这类例证在中国历史上更是屡见不鲜。于是赵匡胤只要一有机会，除了在权限制度上消减宰相的权力之外，在礼仪体制上也刻意予以打压。
秦汉时期，宰相地位极为崇高。拜相时，皇帝要施以大礼，因此才有“拜相”一说。在朝廷上，宰相有时甚至与皇帝一起接受百官的叩拜。皇帝如果在街上遇见宰相，双方需要下车相互施礼；宰相生病时，皇帝应该到相府探视；宰相见皇帝商量政事，是要赐茶看座的，即所谓的“坐而论道”。但是，到了赵匡胤时代，看到宰相们坐在他面前说话，他心里就开始不舒服。于是，有一天，他招呼宰相们说：“我眼睛昏花，看不清楚，你们把奏折拿到我面前来。”几位宰相不知是计，便走上前来。结果，事先安排好的内侍们趁机把宰相们的椅子撤掉了，从此，宰相们就只能站着奏议朝政了，并且成为定制。
赵匡胤为了分割宰相的权力，还另设参知政事，实为副相，分掌民政；又以枢密使主管军政；再以三司使总领财政。所以在宋朝，但凡拥有宰相这一官称的人，只意味着他拥有宰相的资格和可以领取宰相的俸禄，并不意味着他真的就是宰相了。只有皇帝差遣他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时，他才能算是实际的宰相。这种绕山绕水的干部制度，常常会使我们在碰到大宋帝国的官职称谓时，一头雾水，完全找不到北。比如，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判中书省事这个称谓，实际表示的是真正的宰相。但在字面上，它的意思是尚书省副首长兼中书省副首长，然后代理中书省首长。因此，名为“百官之长”的宰相，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权力。
然后在地方上，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王臣指的就是地方官，做皇帝的就只有一个人，就算他精力再旺盛，也不可能事无巨细，管完中央的事，又管地方各州县的事，所以这就需要地方官去替他管理。但是对于热衷于将权力收归自己手上的赵匡胤来说，对地方州郡一级的长官也不放过，采取了“罢领支郡”的措施。
什么是“罢领支郡”呢？原来自中唐以来，节度使一般统辖若干州郡，其驻地以外的州郡称为支郡，这样一来，节度使的权力过大。到了赵匡胤这里，这种现象是绝对不允许的，一个州郡的地方官只能统辖本州，不能兼领他地。而且还派文臣管理州事，并设置了“通判”来牵制地方官。所谓通判，就是州里有什么事，地方长官都要与通判共同商量、决策和管理，其地位稍稍低于地方官，但通判既不是二把手，也不是下属，其职权范围与地方官相同。凡州内发生的重大事件或重要政务，通判可以直接上奏，州郡发布公文，还须知州与通判“联署”；知州处置公务，也必须与通判协商，因而通判又称“监州”。
这样看来，宋朝掌管地方事务的领导是有两位，虽然通判的地位稍稍低于地方官，但行使的权力一样，任何事情只要其中一位不答应，那这事就没办法解决。试想，如果有一件紧急的事情需要两位领导作出决断，但两人意见相左，无法达成共识，要是再时不时地喊着“我是监州，皇上让我监督你”，这得耽误多少事情啊！
太祖赵匡胤设计出这么一套制度的本意，就是要让各级、各类、各地的官员们统统找不到北，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谁，不管你是多高的官、拥有多荣耀的职，只有当皇帝的差遣下来了，你才能明白自己是干什么的，这使得所有人对于自己未来可能履行的实际职务都一片茫然。而在任职时间上，规定了文官只有三年、武官则为四年的限制，并且在执行时也非常严格。例如青州北海县升格为北海军后，杨光美被派去担任知军。他在任期间为政清廉，官声极佳，深受百姓爱戴。三年任期满后被朝廷召回，北海军数百名百姓来到京城请愿，要求留杨光美继续担任北海地方长官。可赵匡胤不允许，下诏让百姓们回去；百姓们不肯。于是，赵匡胤下令：“笞其为首者。”就是鞭打领头的人。结果，把一件喜事活活变成了丧事。可见，赵匡胤对此限制之严。而且，后来他还下令，地方官任期满后，当地百姓不得上朝廷请求地方官留任。这种限制造成了“名若不正，任若不久”的现象和感觉：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在目前的位置上，只是个临时工而已。因而，客观上增加了大宋帝国官员们利用职权，在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系统中培植自己势力的难度；主观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这种故意。于是，自然难以危害朝廷。
太祖皇帝抑武重文的原因，在他对赵普的一段话里道出其中玄机：“五代方镇残虐，人民深受其害。我让选干练的儒臣百余人，分治大藩，即便都贪浊，也抵不上一个武人。”在太祖看来，任用文士仅仅因为他们可能产生的危害远不及武人来得大，更不会向武人那样危及政权的根本。一百个文官贪污也不如一个武将造反对国家的危害大。所以你愿意贪你就贪，只要你不造反。可见他自己是造反得的江山，就很害怕别人造反。
文人跨马抡刀不行，种地不行，可他们会算计，搞经济建设是强项。短短几十年间，全国耕地扩大了将近一倍，农作物种类和产量也成倍增长，人口也有所增加。
赵匡胤除了对中央、地方政权的完全掌控外，对于法律判决权也不放过。由于五代藩镇跋扈，以致不顾法律而随意杀人。建隆三年（公元962年），赵匡胤下令，各州判决的死刑必须由刑部进行复审，并且还恢复了县尉，由县尉执掌一县司法治安的权力。开宝六年（公元973年），赵匡胤明令，禁止藩镇以牙校审断州府刑狱的陈规陋习，任命科举出仕的文官来断案，剥夺了藩镇对州府一般案件的审理权。死刑要报请中央，一直到今天都是如此。比如，在安徽杀了人，判死刑，须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当然一般不会被驳回，准能核准，但是一定要把死刑报给中央。古代死刑都是由皇帝亲自批准。
比如在清朝，就有懋勤殿勾到。皇帝在懋勤殿用朱笔将死囚姓名勾去，表示核准，又称“勾决”或“勾到”。勾决咨文下达便可执行死刑。勾一个人，大臣就要下跪三次给他求情，上天有好生之德，请皇上恩准。皇上说这家伙太坏，勾了，但大臣还是每一个人要请求三回，别杀他，上天有好生之德。其实也就是做个样子。因为一般判死刑的都是大奸大恶之人，勾了就完了。
同时，还有就是“制其钱谷”。武将出身的赵匡胤，尝到了手握军权带来的甜头，但他也深深明白军队除了将领和士兵，更重要的是要有钱、粮支撑。试想如果没有军饷，哪个士兵愿意为皇帝在战场上厮杀呢？中唐以后之所以藩镇割据，是因为藩镇节度使掌管地方钱、粮，并以此招兵买马。因此赵匡胤觉得要防止藩镇割据现象再次出现，就要从地方的钱、粮下手，从根本上消除形成割据的经济基础，极力削弱地方官府的财权。
乾德二年（公元964年），朝廷颁布政令规定，每年各州赋税收入，除度支经费外，其余“悉辇送京师”。凡以“留州”、“留使”等名目截留的财物，一律上缴朝廷。随着政权机构建设的逐渐完善，地方财权通过路一级的转运使、州一级的通判、县一级的主簿，最终统归中央。赵匡胤还派京官监督各地场务，场务就相当于现在的税务局，征收各种商税、专卖税。他们制定条禁，整齐文簿，将有关税收直接纳入国家财政，税收与地方官再无关系。这些措施无异于釜底抽薪，将准备养兵自大的本钱都搜刮到朝廷的腰包里。
中央则以三司总掌财政，号称“计省”，下设盐铁、度支、户部三部。三司长官为三司使，号称“计相”，地位仅次于宰执，其实就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长，把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可见其地位的重要性。
北宋不仅收缴了地方的财权，还限制藩镇享有的商业特权，严禁官员买卖货物，更不允许将经商当成第二职业，利用官职之便赚取外快。由于“外州无守财”，朝廷便得以控制全国财政，致使宋朝的“天下支用，悉出于三司”。
不过，宋朝还是很可爱的王朝。知识分子最幸福的时代来临了，只要不造反，干吗都行。汉唐很可敬，但是一将功成万骨枯，活在那样的朝代很惨。明清就更崩溃了，尤其是明朝，生活在那种朝代真是生不如死。明清的可怕和可恶，反衬出了宋朝的可爱。
宋朝的财政总收入很吓人。北宋是明朝的十倍，南宋是明朝的六倍。直到《辛丑条约》那会儿，清朝的财政收入才赶上南宋。你想两宋得富裕到什么程度，都是重商主义发展的，特有钱。如果宋朝不是被蒙古人灭掉了，咱中国早就按部就班地发展到近代社会了，可惜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太祖皇帝有遗训，刻在碑上。此碑立在宫中的一座秘殿里面，每一位新登基的皇帝都要去看。“靖康之变”后，人们才知道碑上刻的内容：
第一条，不得杀害柴氏子孙，咱的江山是从柴家抢来的。这要搁在别人，我从柴家抢了江山，我得把柴家连根刨。宋朝规定不得伤害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何况他也不可能有罪。《水浒传》里面有个逼上梁山的柴家后人：小旋风柴进，那个是虚构的，不能算。
第二条，不得杀害士大夫，上书言事者无罪。在宋朝，你只要是读书人就没有死罪。文官没有被判死刑的。这一没有死罪，你说贪污怎么办？杀还是不杀？祖宗家法是不许杀士大夫，那就流放吧，他又说士可杀不可辱。流放就是一种侮辱，还不如杀了。皇上说，那只能无罪释放了，一件快意事儿我也做不得。宰相说，这种快意事儿你不做也罢。
不能杀士大夫，士大夫给皇上写信说事，无罪。宋朝文官地位不仅很高，而且生活待遇之好更是现代人不敢想象的。除了工资薪水，还有茶酒钱、职钱、给券（差旅费）、厨料，乃至仆人的衣食等各种各样的杂费，此外还有“职田”，依官阶高低可得田四十顷至一二百顷不等。哪怕退休了，也会给一个管理道教宫观的名义，借此还能领取俸禄。
总之，宋代文官就算吃定朝廷了，是真正的“铁饭碗”。宰相的工资一年差不多折合今天三百万人民币，是当时两万四千亩土地的总收入。除此之外，你还可以贪污呢，那三百万是小头，大头在后边呢。所以，宋朝就是再清廉的官员，生活也是很豪奢的，包括我们知道的寇准、欧阳修，这帮人都特讲排场，到了可劲造、花不完的地步。如果换了你，也一样花不完。宋朝厚待士人，知识分子的生活很好很强大，所以才会有空去研究理学，去写宋词，这个宋词和唐诗的风骨就完全不同了。
宋朝的官多，待遇丰厚，责任却很小。只要不出大错，会通过政绩考核“磨勘”，一路绿灯地上升，真是文人的理想时代。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在中国古代，对于皇帝身边的人来说，不论你是谁，一旦今天皇帝心情不好或者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随时都会有性命之忧。但宋代的文官不会。不杀文人是宋太祖赵匡胤留下的“祖宗家法”，北宋的每一位新君即位之前，都要在他留下的“誓碑”前发誓，宋朝是中国古代文人的天堂。
知识分子有钱，皇帝可够惨。宋朝皇帝惨到都没钱给自己修坟的份上。皇陵特别简陋，在河南巩县，跟汉唐那种跨山连谷的皇陵没法比，跟明清也没法比。别的朝代都是皇上一登基就开始修坟，皇上不死这坟不能修完，不能说我完工了，你入住吧，那哪儿成。皇上活着的时候工程不能停。而宋朝是皇上活着不能修坟，皇上死了之后七个月内必须完工，只要别豆腐渣，尽快干完就是了，要不然皇上的尸体都烂了。所以那皇陵都很简陋。
祖训的第三条是不加田赋。当然这一点就没做好，要是不加田赋。皇上和文武百官吃啥？何况他们还得吃得好！
冗官冗兵效率低
这么一来，朝内朝外和地方上的权、兵、钱全都没了，中央集权得到大大加强。
藩镇割据的基本铲除，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安定，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强干弱枝又把地方都给削弱了，所以除了清初特殊的三藩之乱，宋朝以后确实没再发生过地方反叛中央的事儿，这个问题解决得很好。但官员冗滥，财政开支庞大，又是伴随而来的弊端。官员冗滥到什么程度？前面说了，枢密使虽然管军事，但是三省六部不能变成三省五部呀，兵部还是有的。三司使管财政，户部也还是在的。如此一来，兵部和枢密使、户部和三司使的机构就重叠了嘛，重叠就会产生扯皮呗。这事是你干还是我干，所以这效率反而低下。而且由于北宋朝廷厚待士人，这帮大爷脾气大，一般人都不好弄他们，官员冗滥造成机构重叠，还不好处理。
再有一个毛病，就是军队的战斗力下降了。当兵的脸上刺字，当官的昨天晚上才开始看《孙子兵法》，你想想天亮了这仗怎么打？
要说财政困难，积贫积弱，它并不是真的贫，真的弱。它有钱，它是中国历史上最有钱的王朝，只不过这钱都花得不是地方。所以说北宋初年加强中央集权那些措施有利有弊，《朱子语类》中朱熹总结道：“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役，虏骑所过，莫不溃散。”就说啊，你什么都收了，造成的结果就是地方的军事力量薄弱，没人有能力去抵抗，最后被外族一打就垮。
北宋灭亡，就是因为这些看起来可以巩固江山的政策。
想当官？努力读书吧
相对于唐朝，宋朝选拔官吏的方法有所变动，科举制度得到了发展。
考试分为乡试、省试、殿试三级。
省试就是后来的会试。有些外行的书写成会考，高中毕业才会考呢。这些书说康有为在北京参加会考，康有为哪个中学的，高三几班的？后来，科举又分为院试、乡试、会试，会试就是省试和殿试。院试是最低的，中了的叫秀才，没中就是童生，古代没有毕业这一说。
小孩五六岁进学，进学之后你就可以考秀才去了。你要是七岁考上就是神童，不过你七十岁考上也可以，范进不是五十多岁才考上举人的吗？老考老不上，老没名分的，就是老童生。洪秀全为什么造反？就是他考了好几次秀才都没考上。你想，他那学问要能考上有天理吗？他没考上说明大清不腐败，他就是考不上，搁哪个朝都考不上，从十八岁考到三十多都没达到小学毕业水平。
院试考中了秀才的可以去参加乡试。乡试在省城举行，中试的统称为举人。举人的第一名叫解元，唐伯虎就是唐解元嘛。这边你又考上了，你就可以去参加会试。三年一次由礼部主试，中试的都叫贡士。贡士的第一名叫会元，不是汇源果汁。你PK了三次都没被淘汰，中了贡士，于是你就可以去参加殿试。所有的贡士去参加殿士肯定都能中，只不过就是分成三等，第一甲赐进士及第，一共三人，第一名叫状元，然后榜眼、探花。第二甲赐进士出身，上榜人数若干。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上榜人数也是若干。
你如果乡试以上的三次考试全中第一，就叫连中三元。干吗不连中二十六元或者七十元两毛五分？它不是连续中奖可以兑换三元牛奶的意思，三元的意思是解元、会元、状元。科举制1300多年，连中三元的只有明朝的商辂等极少数人。这些哥们儿一人能连中三元，实在太难了，哪儿那么巧都是你呀。有的最后拿了状元，但前面考的不一定是第一名，考场还有状态问题和发挥问题嘛。所以，连中三元的哥们儿很了不起。
殿试的录取权由皇帝掌握，所以进士及第者叫做天子门生。
以前是高官主试，高官决定录取，这帮新科进士一旦被录取就对高官感恩戴德，容易跟高官结成朋党。你们都是我录取的，你们就是我的门生嘛，所以都得听我的。现在不一样，录取权由皇上掌握，你跟皇上结党去吧，不碍事。
明清两朝殿试多在保和殿，尤其清朝，康熙、雍正、乾隆，那真是亲自出题，亲自监考。那考试从早晨起来一直考到天黑，点着蜡接茬儿考，皇上也跟那儿坐着监考。到后来有的皇上，像咸丰，就到考场转悠一下，说声“同志们辛苦了”就撤了，意思意思。
宋朝科举实行糊名法，糊名就是我们现在的密封，你的姓名、年龄、籍贯、性别都挡上，严格保密。到了明清还得誊卷，考官看不到你的亲笔卷子，由十个中书舍人给抄一遍，考官看到的笔迹全都一样，以免万一我的学生我认识他字迹，就给个高分。当然，那作弊的方法也多了去。
在录取名额上，宋朝比唐朝增加了。特别是宋太宗在位二十一年，录取的进士超过唐朝三百年的。唐朝一次录三四十个，三年一次，宋太宗是一次录五六百，年年考。三年一考很难，全国好几千万人，读书的就算有几十分之一的人也好几百万，三年一考录取那么几百人，很难办。结果宋太宗在位的时候老开恩科，今年我生了一个胖儿子，我高兴，今年科举开恩科。明年我又生一个，再开。后年娶一个小媳妇挺好，接着开。再后年我们家那树上长灵芝了，他老有事儿。恩科一般都皇上整寿的时候，今年不应该科举，但我整寿，就开一个恩科。比如1894年本不应科举，但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朝廷就开了恩科。这就为各阶层读书人进入仕途开辟了道路。
唐朝都是官宦人家的孩子能科举，白丁子弟不行。到了宋朝，农民都可以去参加科举，商人子弟也可以参加。只有犯人的孩子和倡优的孩子不行。
过去小孩念私塾，老师教你念：“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说的是读书就能科举当官，读书的品格是最高的，那你还能造反吗？所以真宗皇帝御制《劝学篇》，劝士子们“六经勤向窗前读”。你干吗要读书呢？因为“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车马多如簇”。你只要念书，什么玩意儿都有：黄金屋、颜如玉、千钟粟、车马簇。
今天也一样，也是“六经勤向窗前读”。英、语、数、理、化、生、史、地、政，改成这些科目。你要连大学都没上，就看超市缺不缺扛货的吧。大学没毕业工作都找不着。读大学的，黄金屋、颜如玉、千钟粟、车马簇；不读，铁皮屋、柴火妞、棒子面、自行车。
赵匡胤将文人摆到了国家统治这个金字塔的顶尖。有宋一代，文士地位的显赫尊崇是历代都不曾有过的。宋代将“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治国理念，实际化为文官政治，而文官政治的基础是科举取士。“取士不问家世”，军功和门荫等其他渠道较为次要了，形成了“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局面，大批文人得以通过科举考试进入政坛，从此便“赫然显贵”。宋太祖还采用“特奏名”的办法笼络人心，以吸引更多的知识分子参政，开宝二年即公元969年，宋太祖规定，凡举人参加过15场科举考试而未及第者，一律特赐进士出身。
立国之初，赵匡胤在权力集中的同时，更广泛地吸收知识分子参与政权，通过科举制度，不断扩大政权的阶级基础。宋朝的科举“有进士，有诸科，有武举。常选之外，又有制科，有童子举，而进士得人为盛”。与强大一时的唐朝相比，宋朝的科举取士具有规模大、制度严谨等特点。
宋朝的科举制扩大了政权基础，那么多人都被吸入朝廷中来。但是，官本来就够多了，你还把那么多人都招来，招来你就得让他做官，做官你就得给他钱，北宋的知识分子待遇那么优厚，给钱还不能少。所以造成了一个结果——冗员，官吏多而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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