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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春，富丽堂皇的戴公馆里，高朋满座，笑语喧哗。主人戴笠满面春光，在门口欢迎来宾，几个美丽妖艳的姑娘打扮得花枝招展，蝴蝶般在达官贵人中穿梭，给盛大的晚宴平添了许多生气。
华灯初上的时候，来宾终于全部坐定，唯有主座和上首的座位还空着。今天是哪个大人物来赴宴？主人怎么还不出来？许多女宾已经焦急地开始窃窃私语。
忽然，鼓乐齐鸣。主人戴笠脸上荡漾着笑意，谦恭地迎来了一个文质彬彬的中年人走向首座。中年人面皮白净，有一种显而易见的书卷气，只是目光略微暗淡，稍显颓丧。他谦逊了一番，慨然坐下。
他是谁？来宾都惊讶地互相询问着。自从“西安事变”以来，戴笠因冒险人西安保驾，深受蒋介石青睐，因而身份地位逐渐增长，许多高级将领也不得不拜在戴的门下，极少有人能得到戴如此重视。而今天，这个从未见过的中年人又是哪一位达官贵人？
知情者早已认出，他就是中共叛徒，不久前投靠蒋介石的张国焘！
果然，戴笠拱了拱手，向大家介绍道：“今天，中央委员，参政会参议员，军统、中统设计委员张国焘先生光临敝舍，大家前来作陪，雨农十分荣幸。”
张国焘站起身来，得体地点了点头：“戴主任太客气了。从今天起，国焘就是戴主任的部属了，以后工作中还望多多关照。”说完微笑着坐下。
戴雨农举起杯：“张先生弃暗投明，是一件大喜事。以后雨农还需张先生在工作中多多扶持。来，为我们精诚团结干杯！”
张国焘苦笑了一下，哪里就是弃暗投明了？他掩盖着心中的伤感，举起了杯：“干杯！”仅仅在半年前，还是冰炭不容的冤家对头！
1938年，清明节。张国焘趁祭祀中华民族祖先轩辕黄帝“黄陵”的机会，逃离延安，投奔蒋介石。对此蒋介石十分高兴。张国焘曾是中共要人，手里不仅掌握中共的许多机密，而且对共产党的组织方法，与内部工作手段极为熟悉，蒋介石认为，张国焘的投靠，是对延安的一个沉重打击。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戴笠企图在反共方面做出成绩，可依靠原有的军统特务和情报手段已经难以取得成效，他需要另辟蹊径，可惜束手无策。正在此时，蒋介石指令戴笠为张国焘安排具体工作，这对正感山穷水尽的军统来说，无疑是一根救命稻草！
张国焘走马上任，担任专门为他成立的“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主任，副主任由党政处中共科科长郭子明担任。
戴笠亲自参加了张国焘的就职仪式，就职仪式上云集了军统、中统的上层特务，温文尔雅而又倦怠不堪的张国焘，深知自己名声不佳，默默站在一隅。其他许多国民党特务处出身的“老军统”互相招呼让座，对张国焘视而不见。
“寄人篱下，不得不如此耳。”张国焘有些悲哀。他似乎和这里的环境不太协调，而属于另外一个世界。今天的主角应是他这个堂堂的研究室主任，然而，好像一出大戏里大家都忘了主角，他只好默默地坐在那里，感受着冷落的滋味。
忽然戴笠走了进来。他一眼看见张国焘，连忙赶上前去，拱手致贺：“张主任今日荣升，恭喜恭喜。”
张国焘肚里暗骂一句：妈的，什么荣升？当年我率大军在川藏何等威武，今天却成了你这个当年的上海滩小瘪三的下属。时也势也，他强打笑脸，举手还了一礼：“哪里哪里，还仰仗戴先生。”
戴笠看了看张国焘的满脸苦笑，注意到张国焘的尴尬境遇。他望了望仍然自顾说笑的特务们，拉着张国焘走向主席台。多年从事反共的戴笠，精明地意识到，像张国焘这种曾有权势的原中共干部，最注重的是面子，决不能让他感觉到自己是二等特务。他轻轻拍了两下手，全场立刻安静下来。
“先生们，女士们，今天我们来到这里，祝贺张先生的‘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成立，我们希望‘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能成为我们策反的中心！”
待掌声平息，戴笠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向张国焘：“大家对张先生可能不太熟悉。以前，我们大家多年是冤家对头，而现在，张先生为识时务之俊杰，和我们站到了一起，张先生曾是北京大学的高材生，精通俄文、英文，学识渊博，造诣很深。委座对他也很尊重。”
戴笠的口气变得严厉起来：“在军统局里，张先生要物给物，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诸位都应全力支持张先生的工作。有谁对张先生不尊重，那就别怪我不客气！”说完威严地巡视全场。
仪式结束后，张国焘回到自己的寓所。他脱下外套，静静地坐在椅子上思索。
天渐渐暗了下来，张国焘懒得去开灯。今天就职仪式上的冷落滋味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想起幼时读《三国演义》印象最深的就是于禁被曹丕羞死。今后会有人把自己今天的情形画上去吗？他不愿再想下去，起身打开台灯，准备研究一下特研室的机构设置。
“张主任，刚才军统局送来一份调查表，请您填写之后交回去。”侍卫递来一张表格。
张国焘接过表格，仔细翻看了一下。这是军统局人事室印制的“内外勤人员调查表”，凡军统局特务都需填写。张国焘随手把表格扔在一边，勃然大怒：“戴笠把我也当作军统局一名特务了！”张国焘虽然参加军统活动，但仍然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军委会中将，他不屑做一名军统的在册特务！
“张主任，我看您还是填写吧！”侍卫小心翼翼地拣起表格，放在张国焘面前：“免得贻人口舌。”
张国焘沉默了。他知道，自己这个堂堂中将在戴笠眼中，尚不及有些大特务的地位。凡做大事切不可用意气。他忍怒在表格上工整地写上自己的名字：张国焘。
戴笠自从军统局里添了一名特殊特务张国焘以来，信心大增。他经常拜访张国焘，听取他的建议。张国焘深知自己一旦进入军统就再难抽身，也竭尽心力为戴笠效命。但事不能遂人愿，他的计划大都以失败而告终。
张国焘对戴笠建议，举办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
戴笠对这个建议十分欣赏：“张先生洞察先机，目光如炬呀！我早有此意。”
张国焘侃侃而谈，唾沫星子满天飞道：“开展反共活动，不但要有专门之机构，还必须有专门的人才，戴先生治下极严，军统局人才济济。但未必适合做此项工作，需专门培养。”
戴笠立即按照计划筹办，班址设在磁器口童家桥洗布塘，主任由戴笠自兼，副主任则由张国焘担任，学生由人事室和训练科从军统其他训练班受训或已“毕业”的优秀分子中挑选。每个学员都经过张国焘亲自谈话，考核严格之程度，为其他军统训练班所不能比拟的。
但张国焘失望的是参加训练班的学员都是经军统特务介绍加入，目的都是为了混日子吃饭，因此知识之低，道德之差令张国焘叹气不止，大大出乎意料。第一期招收了四百名学员，结业典礼时，戴笠率局本部有关高级特务参加，并与学员们聚餐送行。戴笠最初希望通过这批特务的活动，能对中共组织的破坏产生连锁反应，至少能建立一个军统延安站。但实施的结果让他大失所望，许多特种政工人员进入延安后，不仅没能拉出人来，自己倒是有去无回。第二期毕业的学生无法再按原计划派遣，只好去兵工署警卫稽查处担任“防共”工作。
戴笠尽管很失望，但对张国焘仍然重用，希望从他身上再找出一些反共妙药灵丹。张国焘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对戴笠建议说：“鄙人误陷泥沼，沦为共党，对共产党颇为了解。共党之存在，自有其社会基础，是消灭不了的，只能让他成为中国之第二大党。”
戴笠也有同感，但颇不甘心：“共党从十几人之小团体到今日的气候，自有社会原因，但瓦解它尚有办法可想。我想请张先生给军统训练班开两门课，‘马列主义之批判与中共问题’，再给张先生搞一个‘国际问题研究所’，请张先生主持。”
张国焘心中高兴，但脸上不动声色，丝毫没显出受宠若惊的表情。他继续说：“我们军统在国统区采取盯梢、逮捕、逼供等强硬手段，只能使少数共党分子感化，但许多共党中毒既深，只能从政治上争取，联络他们。”
戴笠眯起眼睛，颇感兴趣：“愿闻其详。”
张国焘说：“发现共产党员，不必让他们写自首书，登报脱离，不愿说出同党姓名，亦不必勉强，只须让他们填写一份‘来归人员调查表’，即可视为来归了。”
“来归？新奇。如何解释？”戴笠好奇地问。
“意为原为国民党之公民，后来误入共产党，现在又回来了。”
“妙计。”戴笠大为欣赏：“张先生不愧为中国有手腕有眼光之政治家。”
于是，他很快开始推行这项工作。为配合“来归”活动，戴笠批准在华北、华中、西北等地成立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联络站。
张国焘为了配合特联站、策反站活动，写了一份有关中共内部及边区情况的交待材料，呈蒋介石、何应钦审查，并秘密印发给大特务们传阅。
但戴笠对这份报告并不满意，认为虽对中共上层提供情况较多，而对军统实际工作帮助不大。加之“来归”活动几天成效不大，除原张国焘的个别心腹“来归”外，中共高级军政人员无一“来归”，与戴笠当初之期望相距甚远。
“张先生的锦囊妙计看来不过尔尔。”戴笠失望之余，恼羞成怒，对张国焘冷嘲热讽：“中共对张先生的冷淡也不无道理。”
张国焘白净的脸孔涨得通红，但又无话可说。两年来呕心沥血，了无成效，复有何言？
他思忖一会儿说：“我们是否可以组织国民党中知名人士公开访问陈独秀，作为宣传之手段？”
戴笠若有所悟：“唔？这倒是个办法。让我想想。”
当天晚上，戴笠来到胡宗南公馆。两人一向视为知己，无话不谈。胡宗南听完戴笠对访问陈独秀的看法，不屑地说：“这是张国焘的脱身之计。他也是玩不出什么花样了，搬出共产党的开山老祖来，既可以挟此自重身份，又可以搪塞我们。”
“我也想到了这一点，但何不将计就计？我们二人做一次私人访问？”戴笠道：“我已经把此事向校长请示，过几天我们去拜访一下。”
胡宗南对拜访陈独秀也有意为之，他问：“张国焘是否去？他去可不大合适。”
戴笠笑了：“他本还不愿去哪！”
四川江津白沙镇，一个偏僻的大村庄。几家小小的店铺支撑着这个偏远小镇的繁荣。
一天，码头上忽然来了两个人，他们拎着茅台酒和水果，径直向陈独秀隐居的住处走去。
他们就是国民党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和军事调查统计局副局长戴笠。
两人来到一幢破旧的房屋前。胡宗南感慨地说：“世事真不可论。当年我们未考黄埔做一青年学生时，陈独秀何其威武荣耀，而今竟然如此落魄！”
“此翁在清末声名卓著，令人振聋发聩，我们不能怠慢了。”
门“吱呀”开了，一个须发斑白，面容憔悴的老人打开门。他上下打量了一下胡、戴二人，眼中闪过一丝疑惑：“二位是……”
胡宗南上前深鞠一躬：“学生南中虎、李岱求见陈独秀先生。”
老人轻轻然而坚决地摇了摇头：“我身体欠佳，不见外人。”说完“砰”地关上了门。
胡宗南与戴笠相视苦笑：“老家伙六十多岁了，还这么硬的脾气！”
戴笠说：“当初我就说以假名求见，他肯定会拒而不见，不如你我公开身份。”
胡宗南点点头：“我再试试。”他又轻轻地敲了敲门。
老人重又打开门。见仍是他们两个，皱眉不耐烦地说：“我说过不见，就是不见！”
“学生的真实身份是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胡琴胡宗南，这位是军统局副局长江山戴笠戴雨农。本想以化名求见，望先生勿怪。”
陈独秀点了点头：“进来吧。两位将军突然造访，所为何事？”
胡宗南恭敬地答道：“久仰陈老大名，未曾有缘拜见，今专程与雨农来聆听陈老指教！”
陈独秀倨傲地问：“是不是蒋先生关照你们来的？”
胡宗南笑了一下，心想，果然不出蒋委员长所料。临行蒋介石就预先安排，若陈独秀问及此事，就说是他关照胡、戴看望陈老先生。
因此，胡宗南答道：“是蒋委员长特派学生两人来造访，不胜冒昧。”
陈独秀点了点头，字斟句酌地说：“独秀此次寓居江津，是逃难入川，虽国事萦怀，却并不参与政治，更不曾有任何政治活动。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独秀岂敢独善其身。只不知二位将军来意如何？”
胡宗南正要回答，忽然，门外走进一个人来，戴着高度近视眼镜。他一眼瞅见胡宗南，“呀”地叫了声：“是胡宗南吗？”
胡宗南看见来人，立刻站了起来，毕恭毕敬地问好：“高老师好，学生胡宗南来拜访陈老，不想竟遇到高先生，真是幸运。”
来人正是当年黄埔的著名政治教官高语罕。他连忙斟茶倒水，替陈独秀招待客人，一边问道：“胡司令来有何见教？”
胡宗南拿起事先准备好的剪报，双手递给陈独秀：“陈老曾受人攻击一事，天下人不平则鸣。傅汝霖、段锡朋诸先生，是陈老的学生，忘年之交的朋友。诸先生为陈老在《大公报》上辩护的启事，乃国人之公论，民心之所向。”
陈独秀又翻看一下剪报，说道：“列名为我辩护者，乃国内知名人士。有国民党的，有非国民党的，有以教育家而闻名的。我原打算向法院起诉，因见代鸣不平的公启，作罢了。先生等对我的关怀，深致谢意。”
戴笠一言不发，只在旁边飞快地记录着。胡宗南又说：“学生愚昧无知，今天特来请教陈老对国事的看法。值兹二战爆发，德军席卷欧陆，波罗的海四国乃苏俄前卫边沿，被德军闪电一击，不一周而尽失，眼看苏俄处于极不利之局。国内国共问题，由分而合，由合而斗，大战当前，如国策不能贯彻，前途定堪隐忧。为今之计，陈老意下如何？”
陈独秀站起身来，在窄小的室内踱了一圈，似乎又回到了当年北大讲台上。他慷慨论道：“本人孤陋寡闻，也不愿公开发表言论，致引喋喋不休之争。务请两君对今日晤谈，切勿见之报刊，此乃唯一的要求。言及世界局势，大不利于苏联，殊出意料，斯大林强权政治，初败于希墨的极权政治，苏联好比烂冬瓜，前途将不可收拾，苏败，则延安决无前途，此大势所趋，非人力所能改变。请转告蒋先生好自为之。”
说到这里，他猛地收住话头：“语罕，送客！”
戴笠从江津返回，把陈独秀的谈话记录呈送蒋介石。蒋介石浏览了一下，面露欣喜：“陈独秀见解精深，眼光远大。”
陈独秀这张牌又没打好，张国焘的日子更加难过。戴笠半年也不接见一次。偶尔见面，也总是脸色冷峻，口吻讽刺地训斥，甚至拍案大骂：“你张国焘是厕所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军统局总务处长沈醉是戴笠的手下爱将，一次半开玩笑地问戴笠：
“老板何以对张国焘如此先恭而后倨也？”
戴笠长叹一声：“校长对张国焘来投靠，以为是对延安的致命打击，交我运用。几年来大失所望。我如何向校长交待？以后取消他的特权！”
张国焘也自知处境，常常哀叹，以他这种叛徒的身份，在国民党内难以有出路。他不再像刚进入军统那样冷傲。常注意和大特务们搞好关系。可惜太晚了一点。
一次，张国焘去要车外出，车场内明明停着几辆汽车，可人家答曰没车。一个特务更是恶作剧，派了一辆人力三轮给张国焘。张国焘养尊处优也不是一天两天，岂肯忍受这样的恶作剧？然而无可奈何。
张国焘在国民党内度过了惨淡的几年，在国民党内当了几年无政可参的参政员，又在中统内当了几年无计可设的对共斗争设计委员，终于被中统军统先后踢出，凄凄惶惶逃往加拿大过寓公生涯！
戴笠企图使军统反共斗争起死回生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被战争洪流冲得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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