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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签订《会谈纪要》。这个纪要明确提出，“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享受的身体、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明确要求“取消特务机关”。蒋介石秘密向戴笠发出撤销军统局，然后化整为零进行安排的指示，以减少中共及民主党派攻击特务机关的口实。
戴笠听到蒋下的这个命令，心情十分紧张。他害怕一手建立的家业顷刻之间化为乌有。
1945年底，戴笠在北平，召集龚仙舫、马汉三、文强等一批负责内外勤的大特务座谈，听取有关军统局进行改组的意见。
在此之前，戴笠、郑介民、唐纵军统三巨头之间对“化整为零”的计划一直在进行酝酿策划，由军统局处长龚仙肪、代理主任秘书毛人凤等极个别核心大特务进行承办的。
文强、马汉三等外勤大特务是第一次听说有“化整为零”一说。
戴笠便对此作出具体解释说：“第一是准备改组后的国防部二厅谍参系统和对外使馆的武官系统，要合法化地全部控制起来，这个任务是介民先生去完成的。”
“第二是将内政部警政司扩大为全国性的警察总署，是合法化安置人员最多的一条出路，然后才能全部控制警察方面的行政、人事。教育。对李士珍派，能容就容，不能容就去。”
“第三是与交通部早已说定，在交通部成立一个交通警察总署来统驭全国铁路、公路的警务机构系统，并将本局的所有武装部队改编为交通警察部队。”
戴笠唯恐特务们听到化整为零的部署后感到泄气，便给大家打气说：
“世界上哪个朝代、哪个国家没有特务机关，人家越喊要取消便越显得重要。但是军统局这个名称有些臭了，组织也太庞大了，经费确也筹措不易，所以要化整为零，凡事要为领袖分忧着想，我跟他30年，深知此道。”
为强化自己的力量，戴笠进一步提出了“裁弱留强，里外三百”的口号，即把弱的、不好的人员裁减掉，把好的、能干的人员留下。把军统局的内勤人员调300人到外勤工作，把外勤人员调300人到内勤工作。
戴笠虽然心中有了化整为零的初步想法，但他绝不轻易地草草行事，而是想拖得越久越好。他想一旦内战爆发，国共两党对抗，取消军统的名义就会不攻自破。最好是自己当上海军总司令后，自己有了出路，再取消也不迟。同时，所有特务组织和特务人员一律转入地下，绝对秘密，不再以公开机关和任何名义作掩护。这是戴笠根据建立特务处以来的实际活动经验，为了在军统改组过程中，保存实力，以防不测而采取的一个关键措施。
1946年1月，国共双方签署《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成立了三人小组领导下的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蒋指定国防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中将为国民党方面的首席代表。郑介民虽然对这一个重要职务感到很满意，但是对如何完成这一任务却感到信心不足，因而找戴笠商量。戴笠则认为在军事调处过程中，正是对中共进行特工活动的大好机会，于是专程赶回重庆，具体交代当时八路军、新四军等中共武装方面的情况。戴还向军统局各部门的负责人指示，凡郑介民提出要人、要钱、要电台、要武器、要交通工具等，一定要优先供给。
戴笠还迅速整顿清理军统内部的贪污受贿问题，整顿风气，以免被蒋介石或政敌抓住口实，自招其祸。
1946年2月间，戴笠在天津召集特务们进行训话，指出接收大员们贪污腐化、歪风严重，必须予以重视，警告下属保持固有的“清白家风”，如再违反，定予严惩。
1946年1月10日至31日，中国政治协商会议（1日政协）在重庆召开。会议再次喊出“打倒特务”“取消特务机关”的口号。
戴笠的政敌陈诚、陈果夫、陈立夫、李士珍等人也抓住这一契机，兴风作浪。一时间，军统受到前所未有的攻击。
戴笠的既定方针是，以不变应万变，用一个“拖”字对付方方面面的逼迫。从二月中旬开始，戴笠借巡视各地肃奸案件为由，索性避开重庆喧闹的局面，在华北、华东各城市之间飞来飞去，以便躲过困难时期。
1946年2月，蒋指出要唐纵主持召开特工会议。由于原先出席会议的八人（戴笠、唐纵、郑介民、宣铁吾、张镇、王茂生、徐佛观、叶秀峰）因工作变动，有的无法参与工作。蒋介石特意让宣铁吾拟订一个新的八人小组。这个小组由宣铁吾、陈辉、李士珍、黄珍吾、叶秀峰、戴笠、郑介民、唐纵等8个人组成。
蒋介石拟定的这个名单是很费了一番苦心的。戴笠在新八人小组中的地位和影响大大降低。在新八人小组的成员中，戴笠对手的势力更加强大。增加了一个李士珍，一个黄珍吾。李士珍与戴笠你死我活地争了15年，是早已被戴笠拉下马的人，现在居然又被蒋介石扶上马，这是戴笠无论如何不能忍受的。
八人小组成立后，其中宣铁吾、黄珍吾与李士珍抱成一团，开始秘密策划如何将军统彻底搞垮的办法。
军统看家人毛人凤当即在蒋介石给戴笠的电谕纸反面，注上“重庆宣（铁吾）、李（士珍）、黄（珍吾）在捣鬼，谨防端锅，请亲自呈复”数语。提醒戴笠注意。
戴笠在外巡视，一直不肯返回重庆。现在上有蒋介石紧追不放，下有宣、李、黄联手算计，戴笠伤心至极。他当即令龚仙舫通知心腹大将文强到在北平下榻的住所，并将文强引进内室，拿出蒋的电谕及毛人凤的附注给文强看，文强是聪明的，马上向戴笠提出了“以退为进”的对策，他具体解释说：
“以校长之英明，自北伐以来就有过三次下野。下野就是以退为进，自请出国一游，将摊子交给介民先生看守，又有人风相助，是万无一失的。倘若内战大打起来，自然就少不了借重之处。但绝对不可轻易回国，必须等到身价百倍而后归，这才是新局面的到来。”
文强动员戴笠与蒋“对着干”的对策，马上引起了戴笠的兴趣。多日来戴笠思来想去，已看出蒋所谓特务机关化整为零的策划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所谓三陈的作怪、黄埔系三人的端锅，都不过是蒋的假手而已，蒋的真正目的就是要通过撤销军统局，削弱以致取消自己手中握有的特工权力，消除军统的威胁。因此，戴笠意识到，一旦军统化整为零，他将再也难以像过去那样掌握这些合法化的公开机构，戴笠的地位、权势、富贵也随着军统的消失而一并消失，这是戴笠真正的忧虑所在。这也是戴笠通过软顶硬抗的办法，迟迟不肯将军统改组的原因。
如何跟蒋作最后的较量，这是戴笠自蒋下达撤销军统的密令以来，一直绞尽脑汁在考虑而始终没有良策的问题，现在文强一个“以退为进”的对策，使戴笠茅塞顿开，心情豁然开朗。第二天，戴笠与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见面时，便按捺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告诉孙连仲，说返渝后将赴美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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