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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国民党军队为了控制黄河北岸的广大地区，在第一战区的统辖之下，已设有三个主要军区；西边是中条山军区，中间是太岳山军区，东边是太行山军区。中条、太岳接连在一起，南临黄河，控制在我驻军手中，与后方交通非常便利。只有太行山区，才是惟一孤悬在敌后的抗战根据地。
太行山军区，东西三百多里，南北两百多里。北面是共产党军队占领的区域，实际上是一条战线，随时掩护，相互支援。东边是平汉铁路，南边是道清铁路，西边是白晋铁路、潞泽公路、晋博公路。这三方面交通线上的重要据点，都驻有日军，形成对太行山的大包围态势。太行山军区又分为东西两区，东区由廿四集团军庞炳勋负责，有四十军（庞兼军长）和新五军（军长孙殿英）；西区为廿七军（军长范汉杰），名义上列入廿四集团军序列，但仍受三十四集团军胡宗南节制。
戴笠对太行山区的重要性，早有认识，也早有过安排。
1937年8月，南口战役结束，敌军继续西侵的趋向日益明显，戴雨农即下令成立晋绥察区，派李果谌为区长，驰赴太原，就近加强部署并负责指挥三省的情报工作，其后敌军南犯，太原失守。为牵制敌军，必须组织民间武装，建立基地，从事敌后游击不可。戴笠于是与十三军军长汤恩伯密谋此事。在汤的支持之下，授予李果谌十三军游击司令的番号。设司令部于太行山，策联河南、河北、山西三省的民间武装，组成游击队，共达三万人。不仅用以袭击敌伪，而且可以扼制共军。后来国民党中央决定封锁黄河，并以敌后游击任务，专付冀察游击司令孙殿英，以及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吾。李果谌只好将部队交给孙、张收编。
不久，由于“华北督导团”在中条山区的表现，同时，军统局在山西的情报组织于1940年5月，遭敌伪破坏，被捕去七十余人。因此，戴雨农考虑到如果能派人前往太行山区，一面组织群众，加强军民合作，发挥像“华北督导团”那样的作用；一面以武力为后盾，加强山西方面的情报和行动工作，打击敌伪，实在是一件很重要的大事。
于是他和他的密友、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将军谈起此事，胡也有同感，乃由廿七军军长范汉杰具呈军委会，请求派一熟悉晋东南情形的专员，前往太行山，协助军队工作。军委会批交军统局办理。戴雨农把这一项艰巨的任务，交付给山西人乔家才。
当时，戴雨农除了派乔家才赴太行山，同时也派刘培初去湖北恩施的第六战区工作。乔和刘，都担任过军统局督察室主任，也都有一种严厉的性格，往往声色俱厉，不顾一切。戴雨农用其所长，大度包容，可是出外应付复杂环境，所与共事的人物，品类大异，各人的心性不同，不可以军统局的情形去衡量别人。
因此，戴雨农借替他们饯行，把酒畅谈的机会，以轻松的谈吐，对他们加以匡正。诱导他们对任何事情，不要仅看到局部的或者一时的缺点，就对整个的事态，有一种悲观的看法和责难的论断，而必须从大处看从好的一面看。同时，希望对一个人或一件事能够改正缺点为优点；在纠正的方式上，也有比严厉批评更好的方式。他并且说个比喻给他们听，他说：
“我们军统局的高级干部湖南人最多，浙江和广东人次之，山西人最少。如果以山西人的生活习惯来看湖南、浙江、广东人，你能看得顺眼吗？”
“一个人也需有天地之大无所不包的度量，我们对于一个人，不能求其全。只要取其所长，去其所短，就够了。”
他这番叙谈，既不伤乔、刘的尊严，也达到了训导的目的。乔、刘了然悟之，很愉快地向他辞别，各自踏上征程。
1940年，乔家才以军统局晋东南站站长的身分，自重庆携带无线电机出发，途径西安、洛阳两地，选调了十个人，同往太行山。
范军长见到乔家才，看到戴雨农带给他的亲笔函件，非常欢迎，当即宣布他为廿七军军部参谋处副处长兼设计委员会的视察专员。当然，这项职位，只是一种足以使他开展工作的合法身分而已，并不要求他真的去参加参谋工作。
军区的最高行政机构是廿七军的设计委员会，由军长、军参谋长、各师师长、党部专员、三民主义青年团分团书记所组成；另设一主任，负实际责任。各县县长，由设计委员会委派，但事实上由军部和各师所瓜分。虽说表面上已构成一个战地政务的形态，但是所推行的地方行政，除了征购粮秣、兴办学校和出刊报纸，有较好的成绩以外，其他加强军民合作、发动群众力量等等，乃是徒有虚名。
而最成问题的，却是关系军区生死存亡的军事情报。当时，军中的情报，完全依赖部队的谍报组，而谍报组的人员素质，良莠不齐，智识水准与技能训练也不够理想。有些便衣人员，进出敌前敌后，往往与地方上坏人相互勾结，为非作歹；稍不如意，就诬指他人为汉奸。以致人民对便衣情报人员，存一种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哪里还能搜集到可靠的情报？更严重的是有些便衣人员，甚至还被汉奸收买，出卖情报给敌伪。
因此，乔家才认为要完成太行山的特种任务，改善情报工作，实为当务之急。他决定一方面以军统局的工作人员为中心，在各县建立属于军统局的秘密情报组织；另一方面则设法健全各县党政机构的情报工作，而以筹办短期训练班为开始。
在范军长的大力支持下，短期训练班得到了很好的效果。加上灌输新的观念和技术给他们的部下，部队的情报业务也开始面目一新。
加强军民合作，太行山已经有个设计委员会的组织，这与“华北督导团”不同，何况，“华北督导团”是直属军委会的公开机构，有团员五百人之多，而军统局的晋东南站，只是个秘密情报机构，乔家才本人只是设计委员会的视察专员。因此，这项工作，必须因势利导，相机推动廿七军自身在这方面多所努力，力求改善，而不是每件事情都要由乔家才和东南站来直接参与处理。
不久，一件足以改善军民合作关系的事件发生了：乔家才奉范军长命令，调查游击队和“联庄会”的冲突纠纷。
当时在太行山区，廿七军指挥两个游击纵队，分别活动于河南省的辉县与修武。纵队的编制很大，纵队长是中将军衔，担任司令官的都是保定军校毕业的老前辈，可是纵队的兵员并不多，素质也不齐，纪律也不好，要粮要钱，增加人民很大的负担。
河南的民众非常强悍，为了自卫，大都有武器、有组织。辉县的沦陷区，就有个“联庄会”的组织，曾经向辉县县政府备过案。本来对国军抗敌防共都是有帮助的。可是，却因为受不了活动于辉县的游击队的征粮骚扰，以及便衣谍报人员的欺凌勒索，以致常常发生纠纷，甚至在少数人的激愤之下，秘密处决了几个便衣人员。一时双方矛盾激化，大有剑拔弩张之势。
于是，游击纵队的张司令一再向廿七军军部报告辉县的“联庄会”是汉奸组织，杀害纵队队员。军部转报第一战区长官部，长官部转请河南省政府查覆。省政府根据辉县县政府的报告，答复长官部，说明“联庄会”不是汉奸组织，而是游击队纪律太坏；“联庄会”为了防止他们的骚扰，是种出于无奈的“自卫行动”。
双方各不相让。游击队为了报复，为了催粮，竟然把“联庄会”李会长的儿子捉上太行山，扣押在司令部，假以汉奸罪名。“联庄会”当然不服，气愤汹汹的轰闹起来。此事如不迅速合理解决，可能导致严重的不良后果。
乔家才奉命之后，派河南人杨庆明深入敌后，做公正而详实的调查，彻底地了解真相。
原来辉县县政府为了供应国军的军粮，不得不利用“联庄会”的组织控制敌占区民众。“联庄会”既然居住在敌占区，又要向国军供粮，就不能向敌伪应付；如果从某一种角度说他们是汉奸组织，那也不是过份，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确实令人怀疑。而且，游击队勒索骚扰，有人失踪也是事实。
但无论如何，把李会长的儿子捉上太行山，当作汉奸扣办，激起众怒，总不是办法，同时也解决不了问题。于是，他向范军长建议“不要为了游击队的问题，而损害到军民感情”，主张把李会长的儿子释放回去，双方和解。
可是军部既已经向长官部报告过“联庄会”是汉奸组织，现在又和解，多少有点出尔反尔的顾虑，加以游击纵队张司令的坚决反对，他的建议没有被接纳。
可是，他并不灰心，而再接再厉的进行疏解劝说，尤其对张司令，除了阐述“抗战是离不开民众的；激起众怒，陷国民于不义，是最要不得的”道理以外，还把戴雨农勉励他：“一个人也需有天地之大无所不包的度量”的话头，复诵给张听，并且加以引申发挥。张司令感悟之下，欣然接受他的劝告，赞成和解。
于是，由廿七军下达命令，立刻释放“联庄会”李会长的儿子，送到军部；由乔家才派杨庆明护送交辉县县政府，并且责成戴县长，严戒“联庄会”不得再有危害游击队人员的情事。如果游击队人员确有不法行为，可以押送军部，一定秉公法办。一场风波，才告平息。
由于“联庄会”和游击队冲突事件的和平解决，使太行山区的军民合作，无论是精神的启发灌注，以及业务的改善增强，都发生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而“联庄会”的民众，对于此后军统局的搜集情报和爆破行动工作，也充分予以掩护和支援。
从1941年2月起，日军连续进犯黄河北岸的三个山区。等到战事结束以后，虽然廿七军仍然返回以陵川为中心的防地，仍有足够力量保卫太行山。可是，乔家才却发现军政的配合不够，于是，他和范军长讨论此一问题。
本来，地方行政不仅是替军队征购粮食，还要联络敌区民众，帮助我军，对付敌人，可是各县县长都是由驻防的各师所派；他们本来是军官，又不是当地人，所以军政的配合，平常就做得不够；再加上战事发生后，部队一撤退，县府也跟着走了；使地方上成为无政府状态。因此，乔家才向范军长建议改由当地的地方人士当县长。
范军长和所属的三个师长都很尊重乔的意见，于是，除了陵川不是敌区，由军长委派杨玉钰担任县长以外，其余壶关的马子骏、长治的聂吉甫、高平的姬梅轩、晋城的张子仁，都是由乔推荐的。
各县的行政组织调整以后，首先乔和他们确定一个原则：县政可以以军队武力为后盾，但不完全依赖他生存，而必须设法以县的民众为基础，依赖民众以生存，所以决不应有随军队进退的打算。在此原则之下，他们都能把行政推行到军队的步哨之外好几十里，直接接近敌人的地区，成了军队的外围；每天过着战斗生活，随时警戒，随时行动。其中尤以长治、高平、晋城三县所发挥的作用最大。
敌占区的民众，往往自动越过敌人的封锁线，前来接洽送款，提供敌情动态。因此，不但太行山区的军政配合和群众运动工作向前迈进一大步，而且也可对军统局的打击敌军有很大的帮助。
戴雨农自从派乔家才赴太行山以后，为了加强敌后的组织发展，联系工作，即从各方面不断给予支援。除了把原来设在晋东南的若干直属组织配属给乔指挥，还陆续的从后方增派无线电台和新受训的青年，输运枪支弹药和爆破器材。乔有了充裕人力物力，加上他在山区对军政配合和接近民众的努力，局面已经打开，因此，很快的在长治、高平、晋城、修武、辉县、新乡、春城、兰封等地，建立性质不同的特种工作组织，除了经常搜集情报外，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对敌军的行动破坏上，以配合军统局全国性的打击敌伪。
在许多袭击敌人、破坏交通和矿井的事件当中，最使敌军疲于奔命而感到束手无策的，就是有计划的大规模破坏敌军军用电话线。军统局的工作人员，联合当地的军政人员和敌区的民众，在乔家才命令之下，曾经在一个夜晚，把敌军在长治、高平、晋城三县所架设的电话线，全部割取下来，运回太行山区。并且利用这些电线，架设起以廿七军部为中心，向东通到太行东区的新五军，向南通到修武县政府的电话线。
敌军为了防止电话线再被破坏窃取，想出很多毒辣方法，比如责成当地民众负责看守，否则加以残害；以及在电杆上绑手榴弹，下面埋地雷炸药等等，都因为敌区民众充分和军统局人员合作，而能事先防范，避免受到伤害。
敌军电话线一再被破坏，毫无办法，居然以长治司令官名义，用飞机投一封致范军长书信，大意为：“你强迫支那良民破坏我们的电话线，你们中央不应有此行为，希望此后不要再来破坏。”
乔家才建议范军长，用副官处蒋处长的名义，回复敌军一封义正词严的函件：
“破坏电线之事，是出于中华人民的爱国心和复仇心。因为你们行不义之师，侵犯我国，到处奸掳残杀。今后不但继续破坏电话线，而且还要阻绝你们的交通，截断你们的粮源。如果你们想保全性命，最好放下武器，赶快回日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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