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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杜走下车，握住蒋师长的手，也笑着说：“你我兄弟一场，客套话就不讲了！你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闭门谢客，我何尝不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有些话不说也罢！”说完二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特殊时期当特立独行，并非他们专有，不少原东北军将领均有类似之举。
宾主携手步入蒋宅，李杜边走边观望，慨然道：“早闻老弟懂得休养之道，把宅院打理得井井有条，今日一看，果然鸟语花香别有洞天，真美啊！”“植初兄（李杜的字号）过奖了！商女不知亡国恨， 隔江犹唱《后庭花》。小弟无奈，只能充当如今中国之商女了！”蒋师长不无惆怅回答。李杜听出弦外之音，苦笑了一下，低头不语。
两人一番对话道出在沪东北军民心声，国土沦陷有家难回，哪个东北人不痛心疾首？《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作者张寒晖于1935年创作的这首歌曲让多少东北流亡者流下热泪？举目北望，泪染衣襟，尤其原东北军官兵，更加感同身受，夜不能寐，恨不得飞跃山海关，杀尽倭寇收复失地。然而……
傍晚七点，酒宴已经准备停当，只等主人宣布开席。客厅墙壁上的西式挂钟“当当当”敲了七声，蒋师长和李杜不约而同望了一眼，李杜说道：“何团长早该到了，怎么回事啊？”“我下午就派人去火车站，也不知道出了什么状况，马上问一下。”蒋师长随即把管家叫来询问，管家答道：“租界实行交通管制，兴许路上关卡较多，耽搁了吧？”李杜和蒋师长都知道这事，不再催问，心里沉甸甸地。
何光权确实遇到麻烦，阴差阳错，同一时间撞上两桩大事——第一件事与他有关。潜伏在南满的国民党军统特务根据有关情报，得知何光权即将离开关外，前往上海，与东北军旧部联络，怀疑他受杨靖宇委派，所以电告军统总部。戴笠亲自部署，指派军统上海站刺杀何光权。
第二件事纯属巧合，何光权运气不好，无意间卷入其中。这件事论渊源还得感谢那位骄傲的日军中队长佐佐木泽人，只因他及其队友踪迹被法租界巡捕房觉察，在火车站发生火拼，何光权正巧赶上，于是巡捕、军统特务和日军特战队混战一场，次日还上了各大新闻媒体头条。
军统特务一路尾随何光权，从南满上了火车，辗转来到上海。他们坐在隔壁车厢，与何光权相距几十米，因而何光权并非觉察。
为何军统不在南满或者火车上动手干掉何光权？有两个因素：南满是日战区，无论抗联还是国民党，都属于地下斗争，军统不愿引火烧身，偷鸡不成蚀把米；火车上人多眼杂倒是暗杀的好地方，但容易误伤他人，被铁警抓捕岂不自取其辱？经过再三斟酌，戴笠指示东北特别行动组在上海火车站配合军统上海站动手，刺杀目标后趁乱离开现场。
法租界巡捕房怎么会盯上这伙日本人呢？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佐佐木泽人凭借一把德制毛瑟98k卡宾枪击毙孙参谋长随从及女佣，协助四名特战队员完成任务，如今也是这把狙击步枪出卖了他们。
那天下午，佐佐木泽人背着枪在火车站附近寻找狙击点，据长尾贤彻报告：火车站商贸区发现可疑人物，与照片上的一名国军将领高度相似，是否住在那里还有待进一步确定。人海茫茫，在诺大的上海滩能找到疑似目标十分不易，佐佐木泽人毫不犹豫，立刻动身前往火车站实地勘察。
按一般人惯常思维，没有谁会背着支长枪招摇过市，除非他是神经病，然而偏偏有人喜欢这样，譬如佐佐木泽人，不仅背着狙击步枪到处走，还专往人多的地方去。
佐佐木泽人为什么这么做？心理活动如下所述：首先是狂妄自大，觉得上海迟早是皇军的天下，所有中国人都不值一提，根本不把其他人放在眼里；其次从狙击手专业角度来讲，寻找最佳狙击点需要模拟演练，在现场反复调试枪械，不带枪怎么行？最重要一点，假如运气好，碰巧遇上目标，带着枪可以立即秒杀，否则眼睁睁看着机会白白浪费，很难再有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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