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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家官邸，上下一片忙碌，没有人敢闲着，但也显出蒋家官邸的气派，异常幽静安谧。原来是蒋介石卧病在床。床上的蒋介石心急如焚，这突然染上的疾病不知会给他的未来生涯造成多大的损失，可假如我就这样两眼一闭，撒手而去，几十年的江山社稷又是何等模样呢？
“报告委员长，戴笠戴局长来探望您。”
一听到自己的心腹特工来病中看望，蒋介石不禁一阵感动，“快让他进来。”但转念一想，该不是军统又截获共军的什么消息吧？
“委员长，听说您病了，学生甚是不安，不知现在如何？”戴笠卸去了全副对待军统特工的凶残和傲慢之态，小心翼翼地说。
“不要紧的，共产党一日不能铲除，我就一日不安息。”病态之中的蒋介石仍然强打起精神，显示抱负。
这种神态多少给戴笠以鼓舞。“这次来有什么好消息吗？”
“委员长，不瞒您说，军统收集到可靠消息，在您病痛之际，有人不是以国家为重，为党国效忠，却打上了继承权位的算盘。”戴笠兜了半天圈子才点到正题。
“哦，竟有此事？娘希匹。到底是怎公回事，是谁这么大胆？”
密室之中，陈果夫、徐恩曾等一干中统要人神色恍惚，各自心怀鬼胎。
“委员长这次重病不起时有日，恐要长期治疗，这其间我们作为委员长最信任的中央机构，应该为党国的前途考虑。”陈立夫首先打破僵局，煞有介事地说。
“更进一步说，假如委员长有什么不测，我们党国前途，中央前途，中统前途何去何从？大家考虑过没有？”陈果夫进一步撩开迷雾仅剩下的一层薄薄轻纱。
“宋子文家大业大，蒋夫人积极参政，但江山社稷总不能像唐高宗后那样江河日下吧！那样我们既对不起国父，更对不住委员长啊！”慈眉善目而心狠手辣的中统副局长徐恩曾顺水推舟，正合二陈心意。同时宋家王朝也就自然列入“黑名单”。
“孔祥熙，只是财富殷实，政途不足以为患。”
“李宗仁、白崇禧桂系一派倒是居心叵测，应当尽早动手，俗话说：先下手为强嘛。”
“军统戴笠平时靠定委员长，一旦有变，根基塌坍焉有大厦不倾，只要不疏于防范，应该说难成大器。”
仿佛蒋介石已溘然无存，密会愈发谈的具体，但军统特工无孔不入，无人不收，谁又能担保自己身边的妻子儿女、亲信、秘书不是军统安置来卧底的呢？谋划终于不胫而走，飞到蒋介石的床前。
蒋介石怒斥“二陈”，嘉奖戴笠自然不在话下，军统、中统这两条蒋介石的看家老狗也从此开始了全面的撕咬。
红极一时的戴笠哪肯就此罢休，决心鼓足余勇，乘胜而追，将中统组织彻底打垮。但陈立夫、陈果夫毕竟家财万贯，而且在朝中关系盘根错节，罗网势力不亚于军统特务组织，一时还难以拔掉这根眼中钉。
柿子专捡软的吃。目标选中徐恩曾。
徐恩曾，被人称为中统的“马车夫”，却是上不得蒋用，下不得人心的中统“猎枪”。一旦把这个不识时务的“马车夫”拉下马，中统车驾不攻自破。
徐恩曾也是灾运当头，天命该绝。
1943年中统湖北省调查统计室发现一批注销焚毁而完整无缺的假钞，遂上报徐恩曾。“速调来渝”，徐恩曾心花怒放，一向视财如命的徐恩曾怎能把到口的肥肉让给别人呢？
重庆三斗坪检查哨，僻静荒凉，只有几个检查员晃来晃去，不时吆喝几声。
一辆中统专车急驰而来。
“停下！”查哨人小旗一甩，拦住了专车。“哪里来的，到哪里去，什么东西？通行证。”
检查员翻着白眼，撇着歪嘴喝问司机。
“这是中统专车，还用查吗？”一个中统特务傲慢地递过证件：“看清了吗？”
“什么东西，查清放行，我们老板的东西都得一一验明，知道吗？”一贯横行惯了的军统哨卡自然搬出老板来镇住中统专员。
说完就去翻车上的物品，“这是例行公事，谁都无权回避。”突然眼一亮，“这钞票是哪里来的？”
“这是战略物资，轻举妄动，你们吃罪得起吗？”虽然声色有点紧张，这位专员仍摆出足够的高傲姿态。
“送中国银行验明再放行。”军统哨卡不由分说，哪管中统专员的唬吓。
结果回报：该车钞票1938年10月注销，报请财政部，各分行备查。
蒋介石看罢，怒火中烧：“徐恩曾越来越荒唐了。刚到中统就到经济部乱抓人，令党国威信扫地，如今，又做出这等事情。”
“徐恩曾书面检讨，押运员判处死刑。”蒋介石气愤地传达了指示。
陈公馆，陈立夫、陈果夫愁眉不展。怎么向委员长申诉呢？这中间中国银行、财政部在当时以军务紧急，业已焚毁之名注销此批钞票，就有谎报军情、调查失职的疏漏。一解释这漏子不越捅越大吗？
“唉，你也是，急着发财也不能在军统眼皮底下做梦呀！”最后还是抱怨徐恩曾办事不力。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假钞案才结，伪钞案又发。
1943年底，军统浙江省缉私处再立一功。
“哪里来的，船上装的什么东西？”军统处长赵世瑞站在岸上遥指两艘商船。
“杭州来的，全是丝绸成衣，以及一些搪瓷杂货，给中统送的。”船上一个长袍礼帽、白净脸皮、小鼻小眼的商人，递上中统的证明文件，满怀信心地等待放行。
岂知戴笠早已嘱咐手下，凡是中统物品都要严加查审，一旦发现有涉嫌走私、贩毒等类似案件，立即扣留物品，上报军统。
“近来有不少不法商人，利用各种手段偷运战略物资，委员长通令严加查审，实在没办法，老弟。”说着便命人在两艘船上大肆搜索。
商人的小白脸由白变红，由红变青，冷汗直冒额头。终于200万赝品新法币露出后，直觉得天旋地转。
“这是什么，老弟，发财了啊！”赵世瑞神采飞扬，仿佛几天没有发现猎物的猎人突然看见一头肥壮的老虎一样。“速报中国银行检查，以免延误老弟发财。”又暗中密报戴笠。
验钞结果，确认伪币。戴笠兴奋地紧紧抱住情妇胡蝶，“我去去就来，宝贝。”然后长长一吻而去。
审讯室内，烟熏火烤。
“伪钞从哪里来的，是谁命你们押送的？”戴笠迫不及待地等着他们吐出幕后的中统人物。
然后一使眼色，特务拿着火钳在押运员高子文、夏伯良面前晃了几下。
在戴笠紧锣密鼓的严刑下，中统特务被迫招供：“伪钞来源我们确实不知，我们只是受命中统安徽利通公司经理沈春霖之命送货到重庆。”
戴笠顺藤摸瓜，通过“海上闻人”杜月笙等上海青帮人物终于抓住了中统的把柄。
原来这批货是日本特务机关窃得10元法币铜版印制的技术，其后在上海仿印大批10元面额法币，并以1:40的比例一次性出售给中统利通公司200万元法币。中统监运至重庆，最后交至徐恩曾手上。
戴笠弹劾中统的时机业已成熟，便把此事原原本本陈述给蒋介石。
正是抗战困难时期，搞得焦头烂额的蒋介石再也不能坐视不管了：“徐恩曾竟是屡教不改，全体押运人员监禁终身，带徐恩曾来见我。娘希匹，也太大胆了。”
徐恩曾纵是斗胆包天，现在也是如筛糠一般。连夜找到上司、中统头把交椅陈立夫、陈果夫，请他们到蒋介石那里说情。
最后蒋介石虽买二陈面子，但终因徐恩曾频频点火，而已对其有撤职的想法，而且对其所属中统也提出质疑。
无巧不成书。事发不久，国民党中央内部竟然发现四处张贴“总裁不裁，中正不正”的标语。这无疑是揪蒋介石的胡子，打蒋介石的脸，蒋介石恼羞成怒，下令中统澄清此事：“这次若不查出个水落石出，就统统滚蛋。”
徐恩曾使尽了浑身解数，仍然一无所获，“总裁不裁，中正不正”的说法已是中央党部人人皆知了。
就在中统要人徐恩曾闭目待死之际，军统头子戴笠却是扶摇九天，青云直上。
一天，蒋介石把戴笠叫至面前，中统头目陈立夫、陈果夫也在其中，蒋介石安排二陈说：“雨农这几年反共有功，我想定他为中央委员，没什么意见吧？希望你二人一定办好这件事。”
陈立夫、陈果夫虽然妒意万分，极不情愿，但老头子说话哪敢不惟命是听。“好，一定照办，一定照办。”
“校长，雨农连党员都不是，何能胜任中央委员重任。”戴笠说了一句举座皆惊的话。
“雨农，怎么回事，你黄埔六期毕业，又是复兴社社员、军统局长，在我身边追随多年，出生入死，为何还不是党员？”蒋介石确实对此大惑不解。
“校长，过去我一直追随于您，今后还将为校长竭尽全力。只是衣食有缺，前途无望，不是党员，这些都不是学生的困难，也不是学生的追求。只要能追随校长完成大业，就是学生平生夙愿。高官厚禄，衣锦还乡，均非学生所求。能得到校长的信任，忠心为校长效劳，学生就感到莫大光荣了。”戴笠一番甘做蒋介石走狗爪牙的慷慨陈词。确令这个蒋介石倍加赏识。
于是蒋介石又亲笔写一张条子：“蒋中正介绍戴笠戴雨农加入中国国民党。”并对陈立夫、陈果夫说：“这两件事就一并办吧，只准办好，不准办坏。”蒋介石已对这条走狗确立了足够的信心和投以莫大的信任。
“校长，‘党员’二字雨农真的不在乎，更何况‘中央委员’。我坚决请求做您的无名学生，中央委员的高位就留给为党国出生入死、忠心效劳的老大哥们吧！”戴笠装出一副极其诚恳的面孔，讨得蒋介石最深沉的信任。
中统、军统在国民党内部的水火之势，暂以军统占尽上风。
中统徐恩曾最终还是被他的小妻小妾葬送在死胡同里。
前额宽阔、面孔白皙、架一副金边近视眼镜、西服革履的徐恩曾，外表温文尔雅，弱不禁风，却也是情场老手，整天寻花问柳，三妻四妾。
二房王素卿，半老徐娘，风韵犹存。身为中央组织部干部，也是成天施粉弄黛，但终被生性好色、喜新厌旧的徐恩曾所抛弃，又搂上了年轻貌美的费侠小姐。
二房王素卿被徐踢开之后，也不是一盏省油之灯。利用徐恩曾喽罗的关系囤积居奇，走私贩毒，放取高利贷，坏事做尽。
可徐恩曾看在眼里，也没有万全之策，只能忍气吞声，由于抛弃二房而尚存的一点歉疚使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王素卿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女性，越干越大胆。终究引火烧身，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徐恩曾在劫难逃。
1944年，王素卿利用徐恩曾交通部政务次长的名义，私自开设了一个汽车运输公司，用该汽车公司的运输车，再加上到处借用徐恩曾名义，打着徐恩曾的旗号，收购贩运中西药材、丝绸物品，甚至粮食布匹等一些战争急需物品，倒买倒卖，投机钻营，大发战争横财。她又不像戴笠那样，有名有实，没收吞并，因为沿途哨卡全是军统特务，所以只能拉拢关系借用名义小打小闹。
但是，一味想置中统于死地的戴笠岂能放过这一弹劾的机会，立即通知星罗棋布的特务人员，收罗有关王素卿汽车运输公司的一切活动。
孙悟空一旦进了如来佛的掌心，爬的再高也还是五指山。王素卿的一切活动都尽人戴笠账簿，只待罪上加罪足以致死地时，戴笠便名正言顺报告蒋介石。
“校长，有人运用职务之便，走私国家战略物资，扰乱市场，胡作非为，置党国声誉和事业于不顾，中饱私囊。”
“是谁竟敢挪用战略物资？”蒋介石如丧家之犬，现在形势已呈四面楚歌之势竟还有人从内部做手脚。
“请委员长过目。”戴笠恭敬地呈上徐恩曾名义下所犯罪行的活动清单，眼露杀机。嘴角掠过一抹不易被人觉察的得意。
“免去徐恩曾中统局副局长职务，以及本兼各职，从此永不录用。”并戏剧性地交给徐恩曾的表亲、中统幕后头脑人物陈立夫执行。陈立夫看着手中的圣旨，心酸忍泪，苦心经营的中统局就这样被戴笠一步步搞垮了。
1945年2月，蒋介石免去中统局副局长徐恩曾“本兼各职，永不录用”一纸手令发出，中统局上下一片恐慌，谁都没有想到，在蒋家王朝的功劳簿上有着一席地位的徐恩曾竟会落得如此下场！大家议论纷纷，有的感到愤怒，有的感到沮丧，有的则不知所措，嚎啕大哭。
一个统治了中统15年，“功绩赫赫”的特务头子，为什么在中统“最辉煌”的时候被突然免职呢？这还得从头说起。
徐恩曾，字可均，浙江吴兴人。陈立夫的表弟。中等个，方脸，戴近视眼镜，外表斯文，不爱多说话。20年代初期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后自费留学美国。1927—1928年任南京交通技术学校办公室主任。1928年秋，该校改组成为中央军校第六期通讯兵科，徐即离去，由陈立夫介绍转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总务科主任。
任职期间，他有几件事是颇得陈立夫赏识：一是对主管的文书工作颇有办法，建立了各种制度，布置得井井有条；二是为中央党部新装了一套电话总机；三是为中央党部编了一套较为复杂的密电码；四是在主管经费时开支合理，使用节约。与此同时，他利用同乡、同学关系，竭力与调查科前任科主任吴大钧接近，并时常提些建议，表现出对调查科工作的关心。
1929年12月，当时的科主任叶秀峰去杭州休假，陈立夫便派徐恩曾以总务科主任身份兼代调查科主任职。在这期间，徐恩曾曾派人去杭州探望叶秀峰，并向叶表示，他只不过代为暂时管管家，希望叶不久就能够回来。后得知叶秀峰另有他就，不再回调查科，徐便放手大干起来。1930年春，徐正式任调查科主任职，以后一直直接领导中统，至1945年2月被免职止。
徐恩曾之被免职，并非偶然。
1941年春，徐恩曾当上交通部次长。蒋介石曾召见他，明确告诉他，中央的安排是要求他利用职务的方便，在全国范围内布置一个完整的调查网，以进行更大范围的反共活动。
徐恩曾并没有完全理解蒋介石的意图，而是将精力集中到如何结交钻营，如何当部长上面去了。他调回了亲信顾建中为他控制中统，自己则多方活动，尤其和吴铁城的关系日趋密切，曾协助吴铁城针对当时物价飞涨、通货恶性膨胀的经济形势，写成“稳定物价紧急措施”和“加强管制物价方案”，冀图取得蒋介石的重视，不意却遭到政学系吴鼎昌反对，更被蒋介石认为是“不务正业”，同时也为二陈所弃，认为徐恩曾的举动是离心的表现，有步朱家骅、张厉生后尘之虞（朱、张原属CC系，其后朱投靠了戴季陶，张得到了陈诚的信任，先后当上部长，自立门户，与二陈貌合神离），因此在蒋介石面前不再为他说话。
与此同时，兼任中统局局长的朱家骅与副局长部紫峻联合向蒋介石告了徐恩曾的状，说徐恩曾领导无方，中统内部纪律松弛等。
1943年中统重庆区特务闯进经济部捕人，为翁文灏部长告发，蒋介石非常恼火，认为中统行动粗鲁，不讲究策略，影响了国民党的威信，下令中统今后“不得捕人”，并要求徐恩曾对肇事者撤职查办。这是徐恩曾第一次被蒋介石面斥。
1944年的一次“甲种汇报”中，蒋介石询问河北、山东敌后解放区的情况，徐恩曾由于事前没有准备，说不出所以然来，反之，戴笠却说出了一大套。蒋介石认为徐恩曾不务正业。
《新华日报》在重庆的发行，是蒋介石迫于政治形势而不得不接受的，所以，对《新华日报》的监视、封锁、破坏一直是中统的主要任务。尽管中统采取种种卑劣的手段大加破坏，但始终未能达到目的，《新华日报》不仅在重庆发行市面广，而且送到成都、贵阳等地的时间也较《中央日报》为早。以上诸件事使中统的地位在蒋介石的心目中一落千丈，徐恩曾也失去了蒋的宠爱。蒋将特检处划归军统领导即是一例证。
徐恩曾在受到蒋介石多次面斥后，竭力想恢复中统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在中统内部提出“争取时间，追求效果”的口号，要求所有人员做到“一人一事，事事有人管，处处无闲人”，同时还增加了办公时间，原来的8小时改为上午6时至12时、下午1时至5时共10个小时的工作时间。
最初几天，徐本人也准时上下班，并经常在上班后到各办公室巡视一番，然后才回局长办公室处理文件。但积重难返，这种做法为时不长就又自然地回到了过去的状态。
蒋介石免去徐恩曾“本兼各职，永不录用”的手令，是交给当时的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和中央组织部部长陈立夫去执行的。陈立夫当即提议由叶秀峰继任，吴铁城鉴于当时的情况，也只好同意。
1945年2月1日上午9时左右，在重庆川东中统局本部信谊堂，召开了局本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徐恩曾首先介绍叶秀峰与大家见面，然后说了一番话，当说到“与大家共事多年，肝胆相照，甘苦共尝……不忍离别”之时，徐动了感情，会场上不少人泣不成声。
徐恩曾感到再如此下去恐难收场，于是话头一转，提高声音说道：“今天是我们大家大喜的日子，有了秀峰先生的英明领导，今后本局前途无量。”接着叶秀峰简单地说了一些勉励的话，仪式便告结束，徐恩曾乘车离去。
同年3—4月间，徐恩曾接受吴铁城的派遣，以中执委的身份去贵阳视察，并出席贵州省党部“纪念周”，在会上讲了话。蒋介石得知后，不仅批评了吴铁城，还下令吴铁城召回徐恩曾，并说：“今后不许徐恩曾再做任何政治活动。”
5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中央训练团大礼堂召开，徐恩曾满怀信心地参加了会议。最后蒋介石以党的总裁身份正式提出六届中委中央执监委员候选人名单时，百分之九十九的五届中执委都列入六届候选人名单，惟徐恩曾不在其列，这时他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
此后，徐恩曾足不出户一月有余。有一次，部下孟真去他家闲坐，他说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大特务莫过于武则天时代的周兴和来俊臣，周、来二人都曾出过死力支持武则天执政，当时声势赫赫，名宰相狄仁杰都惧怕他们，他们也都得到武氏的多次赏赐。但是最后的结果，来俊臣奉武氏之命杀了周兴，来本人也为武氏杀了。武氏最后之所以要杀周、来，是因为他俩知道她的隐私太多了。徐恩曾说完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又说：“自古大特务都是不得好死的。”同时又很庆幸自己只是被免职，而未送命。
1946年初，徐恩曾举家回上海，住霞飞路逸园新村7号，这是一座相当漂亮的西式洋房，原是敌伪产业，是中统“劫收”而来送给徐恩曾居住的。徐恩曾回上海后，首先便在黄浦滩边麦加利银行租下一间写字间，挂牌“中国机械农垦公司”，接着又利用一批日本籍潜水员，组织了“中国打捞公司”，从此，他弃政经商，大发横财，跻身于上海经济闻人之列。
徐恩曾是不甘寂寞的，他虽被免去“本兼各职”，但依然是“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会长”。1947年他利用这一职务当上了伪“国大”代表，希望重新返回政界。三个月后，其妻费侠也通过作弊当上了立法委员。
不久，徐恩曾夫妇双双来到南京，在山西路新住宅区一幢漂亮的临时公馆内接待旧日部属，颇有些得意。
但好景不长，国内形势急转直下，蒋家王朝已面临分崩离析的局面。1949年1月，孟真去上海有事，顺便去看了徐恩曾。他对孟真说：“我不搞调查工作已经多年，但是共产党是一定不会放过我的，一定要向我算账的。”又说：“我只好去外国当‘白华’了。”徐恩曾此时已有去美国当寓公的打算，后来，他偕同费侠一起去了台湾。徐恩曾于1985年在台湾去世。
军统却进入鼎盛之时，特务机构、忠义救国军、别动队等武装日益坐大。一代影后胡蝶也成了戴笠榻中玩物，江山浪子戴笠戴雨农可谓人财两旺，兴旺发达。
在国民党内部，除了党政系、政法学系、黄埔系这三大派系之外，还有以孔祥熙、宋子文、何应钦、陈诚、朱家骅等人各自为核心形成的小圈子。除宋子文、何应钦与戴关系较深外，其他的都与戴有疙瘩，并先后受戴打击。
只有陈诚集团，戴笠始终未敢贸然下手。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陈诚倍受蒋介石的宠爱、本人实力雄厚、权重一时外，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陈诚集团与国民党的其他派系集团比较起来，是较为廉洁踏实肯干的，也较少腐败习气，办事雷厉风行，戴笠长期没有找到可以攻击的口实。
陈诚是国民党集团中首屈一指的人物。数十年来，在蒋介石手下大红大紫，无人能及。蒋介石始终对他没有猜忌戒备之心。
陈诚，字辞修，别号石臾。浙江青田县人。1920年毕业于保定军校，1922年随邓演达到广东参加革命，1924年进入黄埔军校，开始了他一生追随蒋介石的政治生涯。
抗战开始，陈诚由庐山军官训练团副团长出任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第四预备军副司令长官等职，率部参加上海会战。1938年1月出任武汉卫戍总司令，2月兼任军委会政治部部长，6月兼湖北省主席，同时兼三青团书记长、中训团教育长，第九战区司令长官，1939年10月，改兼第六战区司令长官，1943年2月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等。
由此可见，蒋介石不但让陈诚一身兼有党政军数要职，而且始终把他摆在各个时期重大事件的中心，加以培植运用，其恩宠有加，在国民党内找不出第二人。当时国内国际、党内党外，都盛传陈诚将成为蒋介石身后最有竞争力的接班人。
陈诚、戴笠不和，就其根本原因来说，完全是野心的冲突。陈诚比戴笠小1岁，但是发迹却比戴笠早得多。当戴笠还在黄埔军校充当胡靖安的清共打手时，陈诚已晋升为国民革命军二十一师师长。1931年初，戴笠还在蒋介石身边“跑单干”，陈诚又跃升为第十八军军长，成为蒋介石手下的主力将领。
陈诚早年得志，长期处于权力的中心，更因他性格刚直，高傲冷峻，自认为才干过人，又有其妻谭祥的干娘宋美龄作为后援，因而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作风。他除了对蒋介石绝对忠诚以外，对其他实力派人物均采取排斥打击的策略。他大骂何应钦是“烂好人”始终不给予合作；他痛恨白崇禧，讥讽他处处玩小聪明；他一向看不起胡宗南，认为胡没有真才实学，只不过靠机缘时会，把军队摆在反共第一线而见重于老头子，更认为“汤恩伯专门和奸商勾结，以抢运物资为名，设卡走私，上行下效，军纪废弛，民怨沸腾。以致日寇来攻时，官兵无斗志，稍一接触，即溃不成军。此人真该杀一儆百，以维士气”。
至于戴笠，他以为靠用盯梢窃听、攻讦诬陷等手段邀功取宠于老头子的做法，更是不值一哂。加之戴笠和何应钦、白崇禧、胡宗南、汤恩伯都有很好的个人关系，这就使陈诚和戴笠的关系自然而然地冷淡起来。
就陈诚来说，以他的资历、地位、才干及与蒋的关系，他当然不会把戴笠放在眼里，更不会因为戴笠是个特务头子，而对戴笠进行逢迎巴结。
撇开政治立场不论，陈诚是国民党统治集团中较有正义感的军人，因而他素来看不起戴笠的那种恶性的特工活动，也历来不肯对军统工作给予善意合作。他甚至建立起自己的特务系统，目的就是防范军统的渗透和打入。
在国民党军队中，建立独立于军统之外的特务系统，除张学良、胡宗南外，陈诚是第三人。张、胡是得到戴的默许的，并与戴笠及军统都有很好的合作关系。惟陈诚的特务系统完全独树一帜，戴笠丝毫不能过问，这使戴笠恨得咬牙切齿，然又奈何不得。
同时，戴笠看出，陈诚是最有希望在蒋介石之后取而代之的，这显然对自己的政治前途是不利的，况自己要想做蒋身后的第一人，陈诚是最大的阻力和障碍，野心的冲突，使他们进一步在政治上对立起来，几乎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
戴笠是有耐心的。长期以来，他自知不是陈诚的对手，因而用以静制动的办法，不与陈诚做正面交锋，只是像一条有经验的老狼那样，始终躲在暗中窥测时机，待抓住时机，然后闪电般跃出，一击而中，置对手于死地。戴笠的这个策略可以说是十分成功的。
机会终于来了。1943年冬，戴笠等到了一个几乎可以置陈诚于死地的机会，事情缘起于抗战初期。
1939年10月，陈诚由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改兼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第六战区长官部设在湖北鄂西重镇恩施，任务是防止日军在占领武汉三镇以后，进一步进攻湘西，向川东逼近，因而陈诚负有拱卫重庆政府的重任。
1939年，中国抗战的形势非常严峻。国民党上层人物中的悲观、失败主义情绪十分严重，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亲日派头子公然叛逃投敌。出于对抗战前途的忧虑，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的一批青年军官认为中国所以在抗日战事中一败如斯，主要是国民党上层统治集团中有一批贪官污吏、昏庸腐朽的官僚以及亲日降日的军政大员把蒋介石包围，使蒋介石的主张不能贯彻始终。
在这些少壮派看来，倘若要使中国得救，必须进行一次军事行动，把蒋介石身边的那些昏庸腐朽的人物清除出去，使真正抗日爱国和廉洁踏实肯干的精英人材进入高层领导，辅佐蒋介石领导抗战和治理国家。
某种程度上，这些青年军官把陈诚作为理想的辅佐领袖的人材。这次密谋就是“清君侧”计划。这些青年军官深知自己的力量有限，不足以成大事。于是，他们一方面利用部分青年军官进入陆军大学深造的机会，进一步在陆大中寻找知音，以扩张力量；一方面积极与在华帮助中国军队训练的美国军官进行联系，寻求外力的支持。
美国朝野上下也有许多人谴责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和无能现象。到后来，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信心也产生了动摇。1943年的开罗会议期间，他直截了当地问驻华美军司令官、同盟国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你认为蒋介石能支持多久？”
史迪威回答：“如果日军再发动一次1942年那样的夏季攻势，蒋介石就会垮台。”
罗斯福又问：“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寻找另外某个人或几个人来支撑局面？”
史迪威表示：“这样的人选很可能都要投靠我们。”
出于美国对蒋政权的失望和“换马”动机，一部分驻华美军人员以及美国战略情报局的特务对中国一些青年军官的“清君侧”的密谋活动逐渐引起重视，并在暗中给予必要的支持。但是，以史迪威为首的美国人不只是要清除何应钦等亲日派将领和政客，而且要彻底倒蒋，建立一个由陈诚、薛岳、胡宗南等青年将领领导的政权。
“清君侧”计划很快被军统人员截获，送到戴笠手上。无疑，这是一份重大的情报，就是撇开戴笠和陈诚的私仇不说，这也是一个极重大的案件。
但是，戴笠经过一番缜密的考虑，决定暂不打草惊蛇，只是由军统组织和特检处加强对六战区长官部及陆大内这批青年军官的监视，以搜集新的证据。
戴笠的考虑是：
其一，军统对这批人的“政变”计划没有完全了解，难以窥视全貌；
其二，这批“政变”分子的中坚只是一些参谋幕僚人员，并不是带兵官，并且主要矛头不是指向蒋介石，可以用一段时间静候他们的发展变化；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目前尚不清楚陈诚有没有牵连在内，在没有抓住陈诚的把柄时，过早出击，会给陈诚以脱身之机，反而功亏一篑。
“清君侧”的密谋活动仍在秘密进行，但是他们的组织工作似乎相当严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特务们并没有搞到更多的情报和证据。然而，戴笠也不急躁，他知道有些事情是需要耐心和时间的。
果然，进入1943年，情况有了转机。
1943年2月，蒋介石命令成立“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调心腹陈诚任远征军司令长官。
陈诚就任远征军司令长官后，第六战区仍由他负责，只是由他向蒋推荐调孙连仲暂代。同时，陈诚又从六战区司令长官部带了一大批人员到楚雄组建远征军司令长官部。这样，一批策划“政变”的青年军官开始渗透进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并在这里继续进行计划并组织实施。在不长的时间里，青年军官们已经拟定了“政变”的组织章程、行动计划，并决定将行动时间定在“西安事变”7周年纪念日——1943年12月12日举行，这的确是意味深长的。
但是，这批青年军官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原先，六战区司令长官部偏处鄂西一隅，交通闭塞，军统势力难以渗入。而远征军司令长官部距昆明仅100多公里，云南是军统力量经营多年的地方，人员集中，势力雄厚，况军统对策划“政变”的青年军官早有监视，因此，军统云南站很快将青年军官们的“政变”组织章程、行动计划以及行动日期搞到手。特别是戴笠查清了在这批青年军官中有一名与陈诚关系密切的亲戚。
这时戴笠认为，打击陈诚的时间到了。一方面他当时已与胡宗南、汤恩伯联盟，自己的实力大大增强，而陈诚是“三王”集团的主要政敌，必须首先给予打击。另一方面距离这批青年军人发动“政变”的时间越来越近，必须先下手为强，否则一旦贻误时机，将遗患无穷。
于是，戴笠带着这一案件的全部案卷，亲自向蒋面报，并在暗中透风给何应钦，要他注意提高警惕，以防有人对他有不利举动等等。
蒋介石闻报后，立即批准了戴笠的行动计划，并给陈诚下令，立即将远东军司令部内所有参加“政变”密谋活动的青年军官交给军统审讯。戴笠同时下令将六战区司令长官部和陆大内参预活动的学生进行逮捕，被秘密分开囚禁在中美所内的警卫大队部。其先后逮捕的人数累计600人左右。
戴笠对被逮捕的首要分子亲自进行审讯，要他们供出“政变”密谋活动是得到陈诚的支持。但审来审去，始终没有结果。但多少弄清了以史迪威为首的美国人在暗中支持了这批青年军官的活动。蒋介石闻报极为震怒。当时，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的矛盾本已十分激烈，现加上这一个背景，蒋介石再也不能容忍了。
蒋介石不惜冒得罪美国政府的危险，正式通知罗斯福总统，要求解除史迪威的职务，调史迪威回国。后来，经过东南亚盟军司令蒙巴顿将军和美国空军补给司令萨摩维尔中将出面斡旋，并由与美国关系很深的宋美龄、宋霭龄等人施加压力，同时考虑到罗斯福正在不顾邱吉尔的反对，邀蒋参加开罗首脑会议，蒋终于同意由史迪威于1943年10月17日到蒋官邸当面向蒋道歉，这场风波才算过去。
蒋介石虽然宠爱陈诚，并且相信陈诚不会介入这次“政变”活动，但是他作为第六战区及中国远征军的司令长官，不能推卸责任。加之戴笠、何应钦等反对陈诚的军政大员不断向蒋施加压力，蒋介石不得已于11月份临去开罗参加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之前，决定解除陈诚的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职务，对外则由陈诚以养病为由，主动请辞职务作为借口，蒋另调卫立煌接任，以示对陈诚的惩戒。
蒋介石从开罗回国后，下令对16名为首的年轻军官进行秘密处决。
蒋介石认定在美国参与的这次密谋活动中，与美国政府关系历来密切的孔祥熙、宋子文、宋美龄等人不能辞其咎，甚至认为孔、宋等人多少知道一些内幕情况，而没有预先报告，因而蒋开始实施抑制打击孔、宋家族的计划。从此，孔氏家族开始在中国政坛上失势。宋子文被蒋冷落闲置了1年多时间，才重新启用。
戴笠的这一击，虽然没有能把陈诚彻底打倒，但确使陈诚锐气大减。从1943年11月至1944年6月止，陈诚经历了他一生中政治上的一个空白时期。1944年6月，国民党豫中会战失败，西北告急，蒋介石对汤恩伯、蒋鼎文等人失望之极，决定重新启用陈诚，前往汉中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10月，陈诚又挤掉何应钦，升任军委会军政部长，再次活跃在中国政坛的中心。戴笠对蒋如此宠信陈诚，甚为不满，但也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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