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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世界大战进入到1945年，法西斯的全面灭亡之象已有显现。在欧洲战场上苏联红军已是气势如虹，盟军也节节胜利，光复全欧已是指日可待，东方的日本法西斯已是穷家薄业，日子一天天难过起来。这年初，军统经济专家邓葆光通过对日本经济的深入研究，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判断，认为日本人对这场战争将支撑不到1945年底。
戴笠对邓葆光的这个大胆论断也是赞赏的，他相信如果没有钢铁、没有石油、没有橡胶、没有粮食、没有棉纱、没有大批战略物资等等，是无法维持一场高消耗的现代战争的。
问题是，推断日军将在1945年之内被打败，戴笠却不敢以此上报蒋介石，万一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多年来，戴笠对付蒋介石的“秘密武器”和“成功之道”就是“留一手”，任何话都不可说得太满，任何事也不可做得太满，凡事进则易，退则难；放则易，收则难；特别是在蒋这样喜怒无常的校长面前，宁可做到说不到，不可说到做不到。
于是，戴笠的方针是立即进行周密计划，抢先一步做好各种接收的准备，迎接抗战胜利的到来。
然而，形势的发展很快证实了邓葆光的判断：
4月，希特勒自杀，苏军攻克柏林；
5月，德国无条件投降；
6月，美军攻克冲绳，日本本土的最后一个堡垒失守，“太阳之国”的国土，已完全暴露在盟军的火力打击之下。
与此同时，美英苏正在积极筹备波茨坦会议，斯大林元帅应美国政府的要求，按雅尔塔会议协定，正在积极向东线增兵，准备参加对日作战。
形势的发展，既出乎戴笠的意料，又使他感到振奋不已。他觉得形势已到了关键时期，此时一步走错，必给全局带来被动，最要紧的就是要把握时机，捷足先登，抢先一步进入南京、上海等中心大城市接收，掌握胜利接收的主动权，为自己在战后的发展打下基础。
戴笠所以选择东南沿海地区作为自己接收的重点，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
一是京、沪、杭一带是抗战前国民党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蒋介石、戴笠当初的发迹之地，失去了对京、沪、杭的控制，不但国民党的还都计划顿成泡影，而且没有江浙财团的支持，也将从根本上动摇国民党统治的根基。
二是中共领导的新四军等人民武装力量，在东南沿海地区有强大的势力，如何保证在中央军没有到达前，不致使华东地区的中心大城市落人共产党之手，这也是蒋介石最为关心的问题，戴笠认为必须由自己亲临东南地区指挥，才能保证这一目标的实现。
三是京、沪、杭也是汪伪政权统治的中心，掌握控制了京、沪、杭等大城市，也就是控制了沦陷区的大局，不致在接收过程中酿成大的动荡和祸事。
四是汪伪政府的许多大汉奸，都有与戴笠直接建立的关系，军统的忠义救国军、各级潜伏组织，更是需要自己亲自前往调度，才能发挥最大作用。
五是此行将邀请梅乐斯、杜月笙一同前往，目的是借用美军在东南地区以及杜月笙在上海的力量，控制稳定东南地区的接收局面，不让异党异军插手。
戴笠将自己的计划向蒋报告后，很快得到蒋的批准，于是立即指示军统有关方面抓紧时机进行准备，并决定于6月下旬出发。为了随时委任汉奸伪军帮助接收时的职务，仅军委会的空白委任令就达100多张，盖有军统局关防的公文纸达500多张，随同前往东南接收的人员和警卫达100余人，并有负责人事工作的大特务龚仙舫随行，一行共分乘大小汽车10余辆。
此次赴东南地区接收，因有梅乐斯、杜月笙同行，故戴笠在行前，反复与梅乐斯、杜月笙洽商有关合作事项。为了进一步取得美国政界对戴笠在战后主持海军工作的支持，戴笠根据梅乐斯的建议，邀请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到中美所重庆特警班讲话。
重庆特警班是中美双方在第二次合作中正式提出的，成立于1944年秋，学生是从军统东南、兰州、息烽、重庆等特训班在训的特务学生中挑选出来的。第一期学生800多人，美国教官就达50人。该班是中美所所办训练班中花费人力、物力最大、训练设备最先进、完善，时间最久的一个训练班。戴笠和梅乐斯商定，一旦抗战胜利，就将这批学生迅速分配到全国各地大城市的警察局和稽查处去工作，以加强、巩固国民党的特务统治。
赫尔利到重庆特警班后，先举行检阅仪式，然后即发表讲话。大意是：“中美两国是并肩对日作战的盟国。戴将军与我国情报合作，在对日作战上，是很有贡献的。现在我们的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快要被盟国军队打垮了，贵国将来战后的主要工作是：恢复战时创伤，从事经济建设和修明内政的问题。我国愿意在打垮日本帝国主义之后，帮助贵国恢复和建设。至于修明内政问题，必须有统一的政令和良好的法制与警察制度，我国也愿意尽可能地帮助贵国办理。你们将来都是执行法制的警务人才，是贵国的栋梁；希望你们努力学习，以便将来负起建国的重大任务。”
赫尔利在检阅和讲话后，由戴笠和梅乐斯等陪同到重庆特警班和中美所各部门视察。晚间，戴笠在新落成不久的特警班大礼堂设盛宴招待赫尔利。席间，戴笠极力感谢赫尔利对军统的支持，赫尔利则赞扬戴对中美情报合作的贡献。
戴笠与杜月笙具体谋划如何动员上海的帮会力量，帮助维持战后上海的治安秩序，设法阻止新四军进入上海、南京以及对伪军的联络问题。戴为此还请求蒋召见杜月笙，对杜表示嘉勉。
蒋介石接见杜月笙时，发现杜的气喘病很严重，就劝杜说：
“你先派几个得力人员随雨农去东南布置，自己等秋凉后再去。”
杜月笙回答说：“这是老毛病厂，不会碍事的。”
实际上，杜不愿错过这个机会，愿意和戴一起冒盛夏酷暑，长途跋涉去东南坐等胜利，以便抢先进入上海。
蒋见如此，只好答应了他的要求。说：“那就去吧，路上多加保重。”
杜在临出发前，因想到马上将回到上海，精神振作，气喘病也好多了。当时，跟随杜在重庆的徒子徒孙如顾嘉棠、陆京士、叶焯山、杨志雄、医生庞京周、秘书胡叙五等10余人也一起随杜返回东南。
戴笠在临行前，召集军统局处长以上大特务开会，布置出发后的军统各项工作。他在会上一再强调说：
“我们将来的敌人，比日本人更难对付，你们切不可掉以轻心。”
并向军统局总务处长沈醉交代说：“日本人一投降，中美所就会宣告结束。你一定要赶快运一些军火器材去东南。现在，你就立即派人将现有的一些弹药物资运往安徽，那里的忠义救国军等部队需要补充。”
沈醉回答：“明白，马上动手。”
在临行前的早餐会上，戴笠神情亢奋地再次对送行的大特务们说：“校长对东南沿海大城市的接收极为重视，对那里的局势也极为担忧。这次我们一定要抢在一切人之前，首先进入上海、南京，东南半壁江山将是军统的天下。不辜负校长的一片期望。”
本来，戴笠是约定与梅乐斯、杜月笙一起，在6月25日从重庆动身的。正在此时，传来了周佛海母亲在贵阳医院病逝的消息。
戴笠是很会利用机会的，他暗忖此次到东南接收，正要充分利用周佛海的力量作为跳板，此时周母去世，何不演一场戏给周佛海看看，也算是送给他一份见面礼。
于是，戴笠吩咐部下随杜月笙从陆路按原计划赶到贵阳会合。他一方面先行乘飞机到贵阳为周母主持办理丧礼，一方面指令军统局将周母在贵阳医院病逝的消息及自己专程去贵阳代其当孝子治丧的情况发电报告诉周佛海。
戴赶到贵阳后，当即替周佛海披麻戴孝三叩首，然后为周母守灵、安葬、治丧，造墓立碑，并把一套照片派人寄给周佛海。
周接到戴笠的电报后，一方面对蒋、戴异常感激，更坚定了报效之心，一方面向陈公博辞职守灵，在玉佛寺大做道场，登报开吊，极尽奢华之能事。
6月27日，梅乐斯、杜月笙分别到贵阳，与戴笠会合，改乘美国军用飞机到达湖南芷江。经芷江再转福建建阳。在建阳期间，戴笠、梅乐斯先后视察了中美所东南办事处和东南训练班，分别召集东南办事处特务及东训班师生讲话，要求大家随时做好接收准备，抢先一步控制好东南沿海各大城市。
离开建阳，戴、梅、杜一行乘汽车又转到江西上饶，与顾祝同进一步密商。顾祝同原以为上海、南京离第三战区最近，蒋介石一定会把接收上海、南京的任务交给他。加之杜月笙和戴笠一起先行到东南沿海准备接收，顾又以为蒋一定会把上海的接收工作交给杜主持，于是对戴、梅、杜的到来极表欢迎，并先后与戴、杜等密谋了两天如何将第三战区的部队与忠义救国军以及上海的帮会力量结合起来，阻止新四军进入南京、上海等大城市，做好东南地区的接收工作。谁知胜利后，顾祝同、杜月笙的目的都没有实现，这是出乎他们意料的，只有戴笠早有预谋，心中已有底牌。
从上饶出发，戴、梅、杜一行浩浩荡荡地到达安徽皖南雄村训练基地。在雄村，戴笠先后召集训练班师生和附近的忠义救国军干部到雄村开会，发表讲话。因忠义救国军中很多人是上海帮会分子，故戴笠讲完后，非要请杜月笙讲话。杜每次讲话很简单，不外是勉励官兵早日打回上海老家等等。从雄村出来，戴笠一行开始去此行最后一站淳安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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